本文作者：Fujia

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向来游人如织。在那段我有幸在其中工作的日子里，早已习惯了无视各种恐龙骨骼与矿物标本，直达二楼后厅的标本室。正如其他自然历史博物馆一般，牛津馆也有一个巨大的不为游人所知的标本厅。阴气袭人的长廊里，两人多高的标本柜绵延好几百米，每打开标本箱的一个抽屉，便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生物世界。我搬着梯子来回翻箱倒柜，贪婪得像寻求宝物的大盗。

博物馆门前的草地素来是游人野餐之地。草丛中更有石刻的恐龙脚印，以表示该地的恐龙足迹遗址。如果可以躲开孩子们在恐龙脚印中的奔跑跳跃，避开一群群美国高中生的列队合影，便可以找到草地上一块不起眼的石碑。它记录着1860年6月30日，赫胥黎在博物馆里所进行的一场大辩论。这一个原本平常的讲座，影响深远，流芳百世。

这场辩论的地点正是在我工作的标本厅与图书馆。我兴冲冲地转遍了楼层，却没有任何的标识，只得悻悻而归。博物馆一百多年来，并未有大的改变或整修。想来脚下这沧桑得发黑的木地板，也曾被参与辩论的人们吱吱呀呀地踩过。那时的贵族科学家都华服革履，神职人士则一身黑袍，女士们穿着大摆裙，手里还拎着绣花蕾丝的小扇子。这其中，包括一位志得意满的中年人：赫胥黎。

1825年，赫胥黎诞生在伦敦西部的伊灵区。巧的是，我在伦敦求学的宿舍也在这个区域。如今的伊灵区有多条地铁与铁路直达伦敦市中心，虽位处伦敦2-3区，却也交通便利。中产阶级与移民们聚居于此，各个大型小型的商场也纷纷扎堆，每日行人熙熙攘攘，显得繁荣却有些乱。这种状况已经维持了百多年了。在赫胥黎出生的年代，伊灵区通往伦敦市中心的铁路刚刚修建完毕，街道上酒吧林立，许多中产阶级在此生活，这其中就包括赫胥黎的父母。

赫胥黎的父亲曾是伊灵区一所学校的数学教师，赫胥黎也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了两年。然而，学校关闭，父亲失业，家庭陷入了经济困难，十岁的赫胥黎也失学了。聪敏好学的他决定以自学来完成自己的教育。通过广泛阅读，他自学了地质学、逻辑学、哲学、神学、德语、拉丁语与希腊语。他对生物学有高度兴趣，自我研习无脊椎与脊椎动物，并掌握了高超的素描技巧。之后他又进入查令十字街医院与伦敦大学学院学习医学。在那个自然科学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的年代，赫胥黎已经完成了一个学者所应接受的初高等教育，具备了进行科学探索的知识储备与研究能力。

20岁的赫胥黎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以随军助理医师的身份参加了新几内亚岛和澳大利亚的考察。在南半球的广袤海洋里，赫胥黎如鱼得水。他如饥似渴地观察海洋生物，制作标本，并写下详细的论文。这些成果在寄回英国后，逐渐受到英国皇家科学院的重视。1850年赫胥黎归国后，随即被评为皇家科学院院士。次年，皇家科学院为年仅25岁的赫胥黎颁发了皇家金牌，为获得该奖的最年轻的生物学家。被四年后他从皇家海军退役，成为皇家矿产学院（如今英国帝国学院材料与地质系）的教授，在这里一呆就是31年。

在达尔文进化论出现前，生物学还是一片蒙昧。研习生物的人们更多是以博物学家的方法，观察记录着大自然生物的生长消亡。他们拥有优秀的素描功底，擅长描绘生物的细微形态，也同时有流畅的文笔，以描写生物的样貌、动作与行为。如今当我翻开19世纪博物学家们的遗稿，便每每惊叹于其细微入至的观察，与用简练线条完整勾画出的精致而写实的图案，每一幅图画便已是一件令人赞叹的艺术品。而他们的论文则更像是朋友们之间的互相倾诉，没有如今论文的八股格式，而是详细记录了作者对自然现象的认真观察，有时还会有一些令今人忍俊不禁的描述：“我一位真挚的朋友从南美给我带来一个美好的虫子”、“25日晨我起身时，发现虫子离开了巢穴。我激动地四处寻找，才在一个柜子底部找到了它。”优秀的博物学家则往往有长期海外科考经验，以带回欧洲人所未见过的珍稀生物而声名鹊起，赫胥黎、达尔文、华莱士等无不是如此。

而宗教却已在英格兰这个小岛上绵延了一千多年。公元597年，基督教随着奥古斯丁的军队，飘洋过海正式从罗马来到了英国。维京人，撒克松人，诺曼人，来了又去了。基督教则深深被统治者植入民众心底，并生根发芽，融入了人民生活与文化。1584年，亨利八世制定法令以脱离罗马教廷，英国归附新教。虽然贵族们的宗教负担从此减低，人民依然信仰着上帝创造万物，并将决定个人是否得救赎的命运。教堂里闪耀的不只是点点烛光，还有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虔诚的目光。

赫胥黎的对手、牛津主教威伯福斯便是一位将一生贡献给上帝的人。出身望族的他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就读于牛津大学时，他热衷于大学传统的辩论活动，毕业后成为一位称职的神职人员。同许多人想象的蠢笨的“历史车轮前的螳螂挡臂”不同，威伯福斯博学多才，涉猎甚广，也由衷热爱着自然科学。他精通数学与地质学，甚至对鸟类行为有许多研究。同赫胥黎一样，他也是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与当时著名的博物学家理查德.欧文等私交甚笃，经常书鸿往来讨论各自的自然科学研究心得。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里，几乎很少科学家没有接受过神学教育。高等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便是为宗教培养牧师与神职人员。而优越的家庭出身，良好的教育背景，往往使他们有能力、财力且精力去揭开自然世界的神秘面纱。这个社会阶层中，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自然科学的萌芽，也逐渐在他们的晨钟暮鼓与觥筹交错中展露出来。当时赫赫有名的英国科学促进会(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中，便有相当多的会员为神职人员，包括其中两位会长。每年科学促进会的年会时，主席都要总结诵读：“我们的实践经验越多，知识就越丰富。这将使我们更加完美，更加接近我们的上帝。”

但自然科学与宗教的根本对立，逐渐使两者间的关系弩张剑拔。1859年，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阅，文化界、科学界与宗教界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赫胥黎对达尔文的理论拍案称绝：“如此天才的思路，我怎么没想到呢？”。另一方面，声名显赫的博物学家欧文则作为反对者中最有力的代表，对此书写了匿名的激烈批评。这位创造了“恐龙”一单词的优秀生物学家，是维多利亚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精英之一，他甚至为女王的孩子教授生物课。欧文从不掩饰自己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不齿：“大多数达尔文的言论含糊而不完整，无法接受自然历史事实的检验。”在他的影响与教导下，牛津主教威伯福斯也写下了17000字的批判书评。

而事实上，威伯福斯对进化论的批判并非完全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无端谩骂，也不是无根据地使用圣经为权威来取得舆论优势。相反，他以其丰富的科学哲学理论功底与生物知识，洋洋洒洒列举了许多证据，以驳斥达尔文著作中的猜测性段落。他写道：“我们是归纳哲学的忠实学生，绝不会为任何荒谬的推理结论而退缩。牛顿耐心的哲学，教会了他在下落的苹果中找到支配天体安静运行的规律。如果达尔文先生可以同样正确的推理加以阐释，我们将抛弃自尊，以哲学中特有的谦恭，承认我们与蘑菇间真切无疑的亲缘关系……我们请求仔细审议得出如此结论的每一步推理。如果在任何地方用不受约束的假设代替耐心观察，或者以异想天开的荒诞幻想代替严格逻辑推论所得的严肃结论，我们将提出异议。”

达尔文也同样意识到了对手的强大与自己理论的不成熟。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表示一旦康复，则将迅速修正所有威伯福斯提出的问题。而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斗犬”，深知达尔文的理论有着大量的观察与事实作为依据。他认为达尔文已经完美对现有事实进行归纳总结，并提出一个对这些事实的最好的理论阐释，并通过自然界的事实材料与推论对比来检验推论的正确性。这个说法显然不能令崇尚归纳的威伯福斯满意。

1860年6月28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牛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举行年会。初夏的牛津树木葱郁，尖塔林立，思想交锋的战斗号角已然吹响。在一位学者使用达尔文进化论解释自己的植物学研究后，欧文与赫胥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欧文公开宣布他拥有可以推翻进化论假说的证据，并举出他之前一份解剖报告为例子，以证明大猩猩的大脑更接近于其他低级的灵长类动物，人类的大脑结构独一无二。然而，欧文的对手偏偏是医生出身的解剖学家赫胥黎。赫胥黎当场驳斥欧文的结论，举出其他详细研究报告作为例子，直指欧文的错误。

这场瑜亮之争才刚刚开始。两日后的周六会议被视为这场辩论的延续。欧文连夜与威伯福斯商量对策，准备在会议上对进化论进行更加激烈的否定。达尔文称恙没有出席，事实上此时他的健康也已经每况愈下，早已缺席大部分科学界内的聚会。而赫胥黎也嗅到了战争前的紧张气息，起初他并不愿参加会议，但被朋友劝服。据传超过一千人涌入了会议厅，由于人满为患，更多的人被拒绝入场。出席者包括当时学术圈中许多影响力重大的科学家，包括达尔文远航科考时的船长菲茨罗伊。人们都预感到一个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历史早已使事实的细节模糊。对于当天辩论的情形，如今我们已经无法得到一个统一的结论，只能从各个与会者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描述中一窥真相。在一个流传甚广的版本里，来自纽约大学的学者长达两小时的演讲后，威伯福斯主教轻蔑地干笑一声，要求赫胥黎回答：这个声称人与猴子有血缘关系的人，究竟是祖父还是祖母是从猴子变得的？这个极富挑衅的问题，一下凝住了会场上的气氛。

在赫胥黎的自述里，他转向自己的邻座，小声笑道：“耶和华把他送到我手里了。”他起身高声答：“相比起一个用自己的才华来混淆科学真理的人，我更愿意和一个猩猩有血缘关系。”话语刚落，四座皆惊。这个言论不仅粗鲁无礼，更是对威伯福斯的人身攻击。接下来的场面极富喜剧效果。一位贵族妇女当场晕倒，而菲茨罗伊则来回在大厅里踱步，举着圣经大喊：“书！书！”（“Book!Book！”）

如今，这拥挤满了标本柜的房间里宁静安详，寂寞得可以听到我自己的呼吸。我很难以想象，这里曾经诞生过如此一段影响深远的故事。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第一次被科学公开诘问。看似坚实无比的宗教磐石，渗出了自然科学思想的涓涓细流。第一次，我们看见了裂缝的产生，尖锐，锋利，显而易见。

在这个博物馆里，现代自然科学继续艰难而坚定地向前走。无数远道而来的化石、标本，堆积了博物馆的标本大厅。这些汗牛充栋的标本柜，清晰地指向物种起源的唯一路径。它们构造了坚实的证据，帮助所有迷茫的人们，从蒙昧的泥沼中慢慢跋涉出来，逐渐走出了现代生物学的康庄大道。

1996年，罗马的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梵蒂冈首次正式承认，达尔文的进化论不仅是一种假说。“在不同的知识领域的一系列发现后，进化论理论已经逐渐地扎根在研究者的心中。”

我很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威伯福斯，告诉赫胥黎：在你们的针锋相对中，我们终于不断地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参考资料

• J . R. Lucas ,Wilberforce And Huxley : A Legendary Encounter, The Historical Journal , . 22 (1979) : 313 - 330.
• Wilberforce , Samuel., Darwin’s Origin of Species, Quarterly Review , vol. 108(1860) : 225 - 264.
• Bill Bryson,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Black Swan, 2003
•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ebsite, http://www.nhm.ac.uk/nature-onli ... s-huxley/index.html

图片出处依次为：
www.bbc.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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