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桔子参加“河流·孩子”短期支教活动的日记。看完不禁让编辑想到，科学发展和延续的基础什么？我想是教育吧。但是在现在的中国，还有很多的孩子生活在山里，和教育即若即离，甚至最终像文章中的慧琴的姐姐，最终只能远远的微笑着望着弟弟妹妹们，看到这里不禁让人眼泪打转。同一片天空下，这些孩子分配到稀缺的教育资源，同时还要为了生存从事艰辛的劳作，但相信，这座大山里科学的萌芽已经接收到了属于它的那份阳光……

去年这个时候我还在芝加哥上学，突然收到妈妈来信，说是做梦惊醒，梦中我去乡下教书，衣着寒酸，吃力地推小车向山上走，她想过来帮我，却无论如何无法靠近。我一惊，支教的意图从不敢对爸妈提半句，不知她这梦从何而来。

如今我毕业回来，辗转还是和松鼠会签了卖身契，在北京住定。善良的姬十三知道我支教心未死，不忍拴住我，就趁“河流·孩子”发来短期项目的邀请，让我代表科学松鼠会去给宁夏的老师讲授生物学课程。所谓“河流·孩子”，意思是“有河流的地方就有村庄，有村庄的地方就有孩子，有孩子的地方就有希望”，所以项目每年总找一片河的流域来帮助——理想主义得无可救药。不过只要做了事，便无需计较那说法是河流还是大山。

临行前，松鼠会的朋友们纷纷关切地问我，我心虚，澄清说不是去“支教”。一个星期做不了什么事，闹不好半个小朋友也见不到，不惹麻烦就不错了。

等待我们的电子白板

在银川举行的启动仪式上见到未来几天的“学生”——五十位来自固原和月牙湖的老师，大多教语文、数学和英语，只有两位教生物。和想象的不大一样，老师们都打扮得精神漂亮，像出游一样高兴。我心想，也对，谁说地方上的老师一定是苦大仇深的形象呢，所谓师资培训，多少可以算是对老师的一种奖励。启动仪式结束，大家集体奔赴固原市泾源县。

后来才知道，在这些老师中，有些满以为要去上海上课，中途改留在银川，可由于某些客观原因，最后统统拉回泾源这小小县城，为了保证所有人都来银川参加启动仪式，有的泾源老师甚至没有被告知还要回去。回到泾源后，旅馆房间不够，泾源老师又被发回各自家住。为了迎接我们这些“城里来的贵客”，在每一个细节背后，有多少不为人见的心思和委屈。

车行至晚九点，黑漆漆的公路左一盘右一盘，扭过一座山后突然平坦，前方赫然出现一纵一横两条笔直大道，一颗颗孤单的路灯齐整地镶嵌两旁，几座方正而敦实的暗色楼房拔地而起，在夜幕中显得更为镇静，司机指泾源县政府楼给我们看，旁边是新建的高中。从这时就喜欢上这里，像一座现代的世外桃源。夜宵的饭桌上，从泾源县教育局局长口中听到对教室的描述。不经意间说我们上课还有电子白板。一来为中国的县城竟有如此先进的教学设备而讶异，二来生平第一次听说电子白板这回事，我顿时兴致大发。局长见状，也高兴地睁圆眼睛，连比带划地解释电子笔、回放、电子版擦种种功能，反复承诺说我明天就可见到。

第二天一早，新奇地把头探进教室，老师们已在小小的课桌椅后坐好，一个个显得身形硕大。局长和泾源带队老师吴主任迎上来，第一句就是“这是昨天给你们说的电子白板。”?????????我早把电子白板的事儿忘得没影儿了。他们热切地说： “昨晚2点才装好的，快来试试好用不。”说着拿起电子笔，以不熟练的操作为我演示。我一惊，原来昨夜描述的竟是一个“将来时”的电子白板，我怪自己当时不该那样孩子气。我们不是专业老师，甚至不自信能讲出对他们有用的东西，可对于他们来说，满足了我们比什么都高兴。后来，志愿者老师来到机房，正在擦桌子的大伯兴致勃勃地感叹说这些计算机很棒，系统都是专为我们上课赶着安装的，计算机老师和他一起忙到凌晨三点，他五点又爬起来继续打扫卫生。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全是兴奋，透过这张脸，是完全超乎城市人思维模式的淳朴和善良。

教课的志愿者有刚上大一的学生，资深的记者，还有我这样科研出身的学院派。我们真的怀了一片好心，可那些精心设计的、寓教于乐的“扩展眼界课”，竟不大符合大多数老师原本预期的内容。这使见惯了素质教育的我们多少有些尴尬。在泾源一中这样一所县重点中学，住校生的上课时间从早6点半到晚10点半，谁有勇气克扣这些时间来实施素质教育。老师的负担也可想而知：有课的时候，早上6点就得上岗，晚上9点半才能下班，一天中几乎所有精力都专注于课堂，他们更迫切需要的恐怕是实实在在的英语课、计算机课和教育课，而那些又是多数志愿者力不能及的。应试教育并不是缺乏素质教育的后果，而是无奈的诱因。回想当年在城市推行素质教育的过程，“扩展眼界课”恐怕也心急不得。

反省到这个程度，真怕应验了自己的担忧，到头来没做好事反添了麻烦。令人欣慰的是，几天过去，教和学双方慢慢调整，想法逐渐趋同，到最后彼此接受彼此喜欢。站在讲台上，看到一双双眼睛同你呼应，忐忑的心就被平抚，只想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倾诉出来。老师们蜷缩在小桌椅里，不睡觉不交头接耳，像大块头的好孩子。他们对讲课中抖的包袱有回应，露出笑脸，点一下头，接茬说出你想要说的话，闷头把你说的一点点小细节记在他们的笔记上……直到这时，才体会到身为人师的迫切心情和满足。

我讲课的内容分别涉及流感和演化，这就不能不提猪流感和物种起源。站在讲台上，脑子里突然回放前天浏览的《回族习俗》，我一句话噎住，磕磕巴巴辩白说不了解他们的禁忌，话音未落，老师们摇头摆手：“什么禁忌也没有！什么都可以讲！”下课后，有的老师追上我说以前她们和小孩子说要洗手，可不知道怎么说才有说服力，将来可以给他们讲手上的病毒；另一些人在演化课后安慰我：“基督教大主教请人讲物种起源，我们的阿訇也要请生物老师上演化论呢！”自己的心思能得到理解，令人十分感激。

同老师交流，尽管有不能直接面对学生的缺憾，但在这种课堂上，至少不用去维持课堂纪律，也不用去抓不来上课的学生。或许是参与支教事业的一条捷径。

宝宝别哭

教英语的志愿者陈娟带来不到三岁的女儿妞妞，小家伙大大的脑袋，圆滚滚的肚子，身穿宽松绿上衣，彩条纹裤子，脚踏红色草莓小鞋，远看像一根花花的小萝卜头儿。我自我介绍说是松鼠会的桔子。陈娟老师回给我一个惊讶和开朗的笑容：“哈，我听说松鼠会派人来讲科学，没想到怎么派来个小姑娘！”

妞妞没见过大场面，有点爱哭，陈娟怕打扰大家，常把她抱到没人的地方。而若妈妈消失，几秒内妞妞就用哇哇的哭声抗议，听上去相当惨烈。

一日，一节课结束，我坐在教室里调侃，负责摄影的吴大哥急火火地过来：“桔子你怎么不接手机啊，陈娟要来上课，忙着找你看孩子！”我想起自己的特殊职责，跳起来冲出教室，远远看到陈娟老师抱着妞妞在操场对面的教学楼下张望。我跑过去，陈娟顾不上妞妞 “妈妈妈妈”地叫不停，把沉甸甸的小家伙塞到我手臂里，说“我找了米奇妙妙动画片在计算机桌面上，你随便给她放一集，她就不闹了。”扭头向教室跑。

妞妞意识到自己被抛弃，叫声里带了哭腔。我不知怎样安慰这样一个同我语言不通的小妞，又怕抱法不对惹怒了她：“妞妞最乖了，你看妈妈去给老师们上课了。”这时，魔力一般，妞妞停止了叫喊，吓了我一跳。不知“上课”这个词是不是对于老师的孩子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神助我也！可我在慌乱中竟找不到去机房的路，怕被陈娟发现，只好抱着妞妞四处乱窜，嘴里不停说：“妞妞最乖了，妈妈去上课，我们马上到机房看米奇妙妙。”唯恐停下脚步会让妞妞识破我们已迷路的事实。

如陈娟老师所说，妞妞一看到动画片就安静了。甚至电脑冒出屏幕保护画面，她也乖乖听着不作声，和我四目对视的刹那，现出一脸陶醉。感谢动画片！

“我行，我能做”

泾源县，泾渭分明的泾，源头的源。它位于宁夏最南端的六盘山脚下，正经八百的“陕甘宁边区”。因为有泾水，这个县和周边地方相比条件稍好，在极干涸的固原一带如同一片不那么干涸的绿洲。车行山间，可以从大山读出退耕还林这段人类历史。由于渺小的人的力量所为，山失去它天然的形状，被切削出一级级台阶，如今再模糊了棱角，覆回绿油油的野草和灌木的颜色。司机师傅说：“政府出钱，让我们退耕还林。实际上这地产量低，种田还亏本。”接着一笔一笔给我们算开了帐，“所以政府给你这300块钱，反正你种地也就挣这么点儿，现在什么也不干也能拿这些钱，省下时间出去打工。”有些地方已被植上一排排小松树，像小朋友一样稚嫩可爱，“你别看它们小，前边已经长了十年了。”

车继续行进。山腰和山脚依附了一片片房子，翘房檐，房顶的轮廓被整齐划一地用蓝色勾勒。我问这是不是回民房屋的特色。司机师傅摇头答：“‘红瓦蓝脊’嘛，是国家给加固的。地震塌了好多房子，已经加固过或是援建的，涂成这样，就不会和没有加固的混起来。”地震的记忆又回来了。为这些房子，感谢国家。

“河流·孩子”除了召集志愿者来做师资培训，还援建了兰大庄小学，大约十月完工，用以取代从前的旧校舍。此次进村，目的是走访几位学生。

随在一帮人最后穿过一扇木头门，走进一户小院。一位瘦瘦高高，头上戴着回族蓝帽子的女人站在院中，已被人团团围拢，问长问短。她说丈夫失踪了，听不出什么语气，似乎已经说惯了。旁人小声告诉我那男人在外边找了其他女人，她自己供老大老二读书，老三已出去打工两年，家里还有老妈妈。我恐她伤心，不敢凑过去问，就走进她的房子。村领导指着堆在墙边的十几个麻袋说，这是一年的粮食，都是自己种的。我想起司机说种地亏本。村领导答，那也不能闲着地啊，农民自己是不会去算这笔帐的，算不清楚。一大帮人呼啦啦出屋，一直在旁安静观看的奶奶指着桌上的茶请大家喝，没有茶壶也没有杯子，茶被盛在三只装咸菜的玻璃瓶里，高矮不齐，上边还盖了瓶盖子。左右看看，人这么多，谁也没好意思拿。

第二家的妈妈粗眉大眼，高颧骨，黑红脸颊，脸上全不吝惜笑容，性格爽朗，说话全用喊的。她和两位女儿早已等在门口，相貌秀美的小女儿非常腼腆，说每句话都要看姐姐；姐姐已是要到县城上重点初中的大姑娘，打扮时髦些，说话得体不惧人，有腔有调。大嗓门妈妈将我们请进“红瓦蓝脊”的房子，地板革的地面擦得一尘不染，床、桌子、一只条凳和立柜全都在进门的小房间，里屋黑漆漆的，没刷墙皮没抹地面，没有东西。外屋床上铺了色彩艳丽的床单，折痕分明，睡也没有睡过。旁边的小桌上整整齐齐摞满了作业本，桌子正中端端正正地铺着姐姐的学习奖状，像是信心十足地领导作业本们接受检阅。

我们请姐妹俩带我们去小学看看。刚把我们送出小院，大嗓门的妈妈随后跟来，一手提个小竹筐，里边满满塞了干馒头片，上边压个空玻璃杯，另一手提个暖水瓶。后边跟个拎水壶的小男孩，为了不让热水烫了脚，壶嘴塞了一坨绿草叶。我问她这是去哪里，她说要给地里干活的老公和儿子女儿送饭去，还告诉我说，由于老公有残疾，所以不能出去打工。我想起此时正是农忙，路上看到的许多干农活的小朋友，其中有没有她的孩子呢？

进入姐妹俩学习的兰大庄小学老校舍。教室凝固在考试结束后放假前的一瞬：桌斗全部反转向前，黑板上写着大大的“我行，我会做”，或者 “我真棒”——是老师考前写下，鼓励小朋友用的。

听说不远便是还在建设中的新校舍，我们随局长一起乘车来到工地。局长是汉人，却在中国这回民比例最高的县城扎下根来，不管对谁说话，总是咧出一个北方汉子的憨厚笑容；他小时候，当年的教育局长年年九月和三月要去山里动员孩子开学了要来上课；几十年过去，如今的他还在做同样的事情，尽管如此，有些孩子还是再不会回到课堂来。问到教育、校舍、师资，大事小事他全心知肚明。我问他老师够不，他说现在中学都被分配了本科毕业生，可小学教师还缺：一个村儿少则只有几十学生，还要分6个年级，若干学科，音乐美术全是兼职老师，有人自己连歌也不会唱。我问他为什么不能几个村子的小学合并，他说：“有合并的。但有的村子分散，而且在回族聚居区，谈何容易，如果村民不同意，就得保留嘛。”

扭过头去，他手指地基上竖起的一根根钢筋，对我说：“地震中最容易塌的就是房子的前墙，我们这次用了这么多根钢筋，隔几天就来检查施工，一定要让这些房子能抗8、9级地震！有的家长说这校舍怎么建得比监狱还坚固呐。我们得和家长解释，做这种事，没震的时候你看不出它好来。”

黑色小溪

第二天，一行人重回村子访问一家“典型贫困户”。爬上泥土坡，拐进一户院，院子没有门，旁边栓了孤零零的一头牛，有时斜眼看我，不然就闷头吃草。

妈妈和在捐助小学上学的姐弟三人已在院里站好。最大的叫兰慧琴，开学上六年级，温和爱笑，一副大姐姐模样，老二叫慧香，小弟叫慧东，刚上完学前班，脸上黑一块花一块，说话挤眉弄眼，是个磕磕碰碰的调皮鬼！

我从书包里掏出早上从县城买的油画棒，把采访记录本摊在他们面前的大石头墩上。慧香一见画笔，双眼放光，生疏劲儿烟消云散，迫不及待地拆开，姐弟仨脑袋立马凑在一起，画面上浮现形形色色的颜色。

旁边的叔叔阿姨出题目，叫小朋友们每人画个房子。弟弟草草完成任务，扔下画笔做着怪脸跑走；姐妹俩画的都是尖顶小屋，一扇窗户一扇门，旁边还有扎辫子小姑娘。尽管姐妹俩的房子和小人是用完全不同的色系所绘，她们画出的小河，竟不是蓝色绿色，而是一水儿的黑色，让我颇为惊讶。我向他们解释“河流”，“孩子”和“希望”，话出口就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可姐妹俩好像还真听懂了，使劲点头。聊天间慧琴说她还有个姐姐，顺手指旁边，我这才发现一个高个儿女孩远远看着我们乐，我想招呼她过来，问她现在上几年级，慧琴答： “没上学，上到6年级。”大姐最终没有走过来，默默退回屋里，可能自知离开了学堂的她并不是今天的主角。

我突然想起还带来一些零食，翻出来递给慧东。旁边的人见状问：“你妈妈没钱给你买好吃的，你怪不怪妈妈？”慧东愣住，无法参透这个问题的意义。慧香也面对同样的问题：“你看小朋友穿新衣服，羡慕不？妈妈没钱给你买好看的衣服，你怪不怪妈妈？”慧香诚实地答“羡慕”，但无论如何不知道为什么要怪妈妈。“听话”、“懂事”这些形容美德的词，用在他们身上都太煞费苦心。我不忍心看她的难受劲儿，说：“慧香也有漂亮衣服，看妈妈给慧香做的鞋多好看啊！”慧香释然，重重点了点头。我捏捏她的肩膀，在那宽大的衣服下边，是小小的身躯，锁骨和肩胛骨突兀出来，让人心疼。

后来，他们领我们到屋前的小溪玩耍。这是为他们特制的天地：高高的草被淌出一道窄沟，只能容下他们细细的腿脚；悬崖侧面的路令我们无处落足，在他们看来一马平川；即使从水里抓到了鱼，大人也不许禁不住诱惑把它们吃掉，放生还是养起来孩子说了算。慧东好像灵活又莽撞的小兽，脖子上挂着我的相机，在小河两岸、小山坡和草丛里蹿来跳去，如飞檐走壁，拍花、拍草、拍走来走去的人，甚至和摄像机对拍，这为我回来看相片时埋伏下许多惊喜——尽管许多画面只照到人肚子和大腿的高度。

浅浅的溪流和晶莹的浪花，盖不住溪底大石头的浓重色彩。方才恍然大悟，小溪果真是黑色的！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玻璃一样的，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水流一样的，

你是纯洁的，天真的，什么也改变不了，

阳光穿过你，却改变了自己的方向。”

“只能深深地祝福你”

可能是见我们这些模样古怪的家伙并无大害，一大帮小朋友不知从哪里聚拢到近前。高高矮矮地，淌着鼻涕竖着小辫，衣服花花绿绿，让人看了特别喜欢。我打开书包掏出更多的彩色画笔，想招呼他们过来，并套近乎地问：“大家都是同学吧，小弟弟你上几年级？”小弟弟的眼睛直勾勾的，似乎不觉得我在同他说话，直到我把画笔塞在他手里才攥住，兰慧琴像是所有人的大姐姐，她柔和地答：“他已经不去上学了。”我心里一揪，拿出更多画笔，鼓起力气扭头问另一个小姑娘，慧琴给我答案：“她退学了。”“那你呢？”我迫切地转向一个比较斯文的男孩。“他没上学。”

我只感到自己那灿烂的笑容冻僵在脸上。这时候究竟该换上一种什么样的表情？眼前的小朋友明明听到我的问题，可面孔上没有表情，没有胆怯，真的什么也没有。他们心里难受么，是有意拒绝做出表示么，还是不知道“退学”是一件值得悲伤的事。这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我只感到我们之间是一层让人害怕的墙，让我看不到他们心里去。原来我们特来拜见的所谓“贫困的典型”，竟属于“幸福的典型”。当我们在前边大谈教学方法，侃音乐、艺术和批判思维方式对孩子发育的意义，聊校舍的建设，有些小朋友，甚至根本不可能走进教室里去。我们对他们，对那些残破的角落瞄准——在举起镜头的那一刻，我们之间立刻阶级分明。“穷困”，对于有些人来说是卖点，对于我来说，是满眼的理想主义和风花雪月，但对于他们，却是血肉生活。

我想起妈妈的梦——太有故事性了。每个妈妈都怕孩子受苦，而我有幸从各种人间不幸中被赦免。可我现在宁可自己一无所有，如果能有力量让失学的孩子重新体会学校的味道。明年的兰慧琴，不知能不能步入中学的课堂，还是将变成另一个被镜头所无视的大姐。

我们的车驶出村子。广播里响起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当你踏上月台从此一个人走，我只能深深地祝福你，祝你一路顺风。” 这每一个挥舞树枝玩耍的孩子，扒麦子的孩子，搬砖头的孩子，直起身来望我们的孩子，在车窗口一闪而过的孩子……他们的背后是怎样的故事？可此时，除了祝福，我什么也无法留下。

支教这个事业，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有时间可以教课，没时间可以捐钱，如果钱和时间都没有，可以去看去游说，让有钱和有时间的人来。任何一点小事都有意义。对于我来说，它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