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Fujia

前文不打通媒体，科学的危机就不远了：专访英国科学媒介中心。随后，Fujia又受果壳网之托对该中心的部门主管爱德·赛克斯（Ed Sykes）博士进行了专访。赛克斯博士曾参与了福岛核泄漏危机的相关科学传播工作。另外在英国本土，他还参与了让农民合法猎杀獾、猪流感流行等议题的研究。

资金来源：收钱不会给限制我们的报道

Fujia：科学媒介中心接受捐款。2013年，你们总共收到48万英镑捐赠，还是挺多的。

赛德：今年的捐赠金额应该更高了。（笑）去年我们有超过100个捐赠者，包括大学、企业、研究机构……他们都很高兴看到，媒体能有渠道与著名且独立的科学家沟通。但每个捐赠者的捐赠金额不得超过总金额的5%。这个限额让记者和科学家们能够信任我们。我们的很多捐赠者是企业，但如果有一天某个科学家发现他们产品实际上是有害的，我们依然会帮助科学家宣传这个结论，而不受捐赠者的限制。

Fujia：你们如何劝说得捐赠方出资支持你们呢？

赛德：我们已经存在12年了，有非常成功的历史。我们每天与英国所有全国性媒体一起工作，联系许多科学家，覆盖几乎所有科学领域，每年要做100多场媒体发布会，发表近两百篇关于时事或新科研成果的科学评论。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公众也会有强烈的需求，请其他人来做。而且我们是一个中立的机构，否则也不可能取得记者与科学家们的信任，与他们建立良好关系。

Fujia：如何获得这样的行业地位？

赛德：最初开始工作时也很困难。记者们会说：我不需要帮忙，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科学界的发言人也会说，为什么需要你们？我已经在帮助我的大学、研究机构与企业的科学家与媒体合作了。科学家也不愿意和我们合作。有些人说，我去年发表了这方面文章，你自己去看文章好了；有些人则说：下个月再来跟你说吧……

不过现在，科学记者们都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经常会有记者来寻求我们的帮助。科学家也是，他们有时会找到我们说，我想把这个故事发声出去，因为这个事情已经阻止我们做科研了，或者民众有大范围的误解，或是科学界有人做的事情不对头等，我们会帮他们把故事传达到媒体那边去。

工作流程：选择“科学界的主流”

Fujia：你们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赛德：就像一个编辑部。我们总共有8个员工，一半的人主要与媒体打交道。我们以团队合作的方式一起讨论，决定怎么处理事件。我们为科学家和记者提供联系。

最直接的方法是记者向我们提出需求，比如需要一个专家来谈谈转基因作物或者疫苗的问题。我们检索数据库，找到一个专家，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如果可以，我们就帮他安排采访时间。有时记者会需要几个不同方向的专家，我们会帮他一一找到。

我们常常也要处理突发事件，比如福岛事件等。我们会跟科学家讲，你能不能为这个事情写几句话？我们会发给媒体。我们会联系大概30个科学家，把他们的观点不加编辑地发给记者。

有时，我们也会跟进科研动态。我们收集重要期刊的最新研究，也跟进各期刊给媒体发布的信息，如果我们觉得某个研究即将得到巨大反响，或富有争议，或可能会被错误报道，或公关组织可能会介入，我们便会找到其他科学家，请他们以独立身份做评价：这个研究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好事情？研究方法是否合适？如果结论是可信的，那会造成什么影响？这是否表示应该停止食用黄油？还是说这只是初识结论，需要追加十个研究来确定是否要停止食用黄油？这个结论是否和以前大家的想法完全不同，还是科学家已经知道了有十年了？这些信息可以帮助记者们确定：这个新闻有多重要？这个论文的科学性如何？媒体们应该如何处理？应该将这新闻刊登在头版还是第15版？是否需要追加外围采访？

我们还举办媒体见面会。我们邀请记者们到来，每一次一般有10到20个记者。我们会准备一批专家来讲解，这可能是关于一个新研究，或者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比如下一个互联网犯罪危机什么的。科学家们总共有一个小时时间，分到每个人手上只有几分钟。剩下的时间则由记者提问。讲座结束后，记者也可以一对一采访某位专家，甚至当场电视或广播采访。之后，纸媒记者回家，选择是否成稿。我只想告诉媒体一个有价值的故事。我们发布背景摘要，不是为了操纵他们的写作，而是告诉他们这个故事是这么回事。

Fujia：在选择科学家进行合作时，你们怎么确定他们是否为“科学界主流”？

赛德：很好的问题。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比如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寄生蜂的性生活，我们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是所有领域的专家。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与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交流，联系那些在医学研究委员会（Medical research council）、威尔康基金会（Wellcome trust）等研究机构中工作或拿到研究基金的科学人员，因为这些大型优秀而受人尊敬的研究机构，本身便是这些内部研究人员可信度的标志。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些人联系到其他领域的优秀科学家。在福岛核电站、干细胞这种话题中，我们会问我们已知的科学家，你推荐哪5个最合适的科学家来做评论？然后我们再按照他们的推荐找到其他人。

即使在科学界内部，科学家之间也会有许多争议。比如针对某种塑化剂，毒理学家会说，这确实是有害的化学品，但它的作用很小；流行病学家则会说，我们证明某一种症状和这塑化剂是正相关的，所以我们最好采取安全的举措。你看，即使在科学界内部，一流的科学家们也可能面对相同问题得出截然不同的说法。

我们也会查阅所访科学家的论文著作，如果某位科学家曾经在影响因子很高的刊物上发表过相关论文，那显然是一种积极的提示。不过，没有哪个方法是完美的，也不可能有什么完美。事实上，总有一些科学家会比另一些更愿意接触媒体，只要每个人固守自己的专业发言就好。

Fujia：有些科学家来自产业界，你们如何确保其中立性？比如福岛事件时，便有来自核电工业的科学家出来发言。

赛德：不可避免的是，某些领域中最好的专家总是来自产业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希望有足够多的学界专家给我们引导，用以判断产业界专家的可信度。当然，科学家的产业界出身并不代表他们不可信。我们已经有针对性地工作多年，所以福岛事件发生时。我们挑选出来的核工业专家，此前都与我们很好地合作过——而不是临时沟通来的。我们数据库里现有大概2500位科学家，我们不停检阅名单，保证与我们合作的科学家合适靠谱。我们也经常给他们发电子邮件，询问他们对同行的意见看法。有时他们会告诉我们：“我对于某某教授一些说法表示很惊奇”、“我觉得某某的言论可能有点过界”、“你们应该听听某某某的意见”……他们的意见一直引导着我们。

Fujia：听起来似乎你们依赖的是科学界的自律来寻找信息。可以这么说吗？

科：这肯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科学圈子非常小，大家可以判断出各自的专业性。科学家其实很小心谨慎。他们不愿意在同事面前露丑，最害怕的是第一天他向记者说了些什么，第二天就有同事嘲笑他说，我不敢相信你居然这么说！这是个最基本的常识错误！

“公关行为”，我们为科学服务，而非科学家

Fujia：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科学家过早给一个草率结论，致使公众对科学家信任感降低？

科：2009年猪流感爆发时，第一份政府报告在五月份时公布，表示有人因此死亡。与科学媒介中心合作的专家一开始时非常担心，这个疾病死亡率很高，而我们还不知道这个病菌会怎么传播。后来，大家发现虽然有超过20万人感染疾病而不适，死亡的人数也就是最开始发现的那十几个人。这个情况跟一开始设想的完全不一样。科学家也开始发表相关评论。虽然他们最后确实修改了其最初的言论，但这总比一开始什么都不说要好。我相信大众有足够的能力理解来自科学家的复杂信息。他们能够明白科学家所说的：这个事情现在看起来很严重，在更多数据出现之前，我会倾向于这么这么做，而现在我们了解了更多情况了，我则会选择那么那么做。科学家和政客不一样。政客不愿意修改自己说过的话，而科学家只报道数据。如果数据的趋势完全改变，那我们就完全改变我们的意见。

Fujia：你说科学媒介中心不是一个公关机构，但在2012年的转基因抗议事件中（详情请参阅Fujia的报道：），似乎科学媒介中心确实扮演了一个科学家们的公关宣传机构。你觉得呢？

科：我们给科学家的意见永远是：告诉大众你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们试图找到什么，这将需要多少时间与经费，需要采取什么安全措施，这其中到底包含了什么。这确实是为科学在做公关。但这并不是为科学家的公关。如果同样的这一群科学家希望以一个翔实确凿有效的实验里证明转基因作物对有害，我们也会帮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对成功的定义标准不是转基因作物或疫苗被认可、或者大众认可全球变暖。如果有一天科学家真的发现全球变暖不会发生，我们也会非常激动地为他们开媒体见面会，虽然这种证据现在不存在，也可能永远不会存在。

所以，我不认为我们是公关机构，因为我们没有预设立场。我们只帮助科学界最新的证据传达出去。我们希望英国大众在辩论动物实验、转基因作物或核电站等前能得到足够的信息。大众考量的辩论结果其实都不重要，只要这个考量是基于证据的，而不是基于公关团体恐吓的宣传与暴力的制止。

Fujia：你怎么看英国媒体上的各种不够科学的报道，比如《每日邮报》头版报道，查尔斯王子说应该使用替代药品来减轻国家医疗负担。

科：记者采访查尔斯王子，报道他所说的话，这并没有错。但如果他的言论没有受到质疑，或者科学家没有得到机会来回应查尔斯王子，那就是错了。查尔斯王子发表过好几次与科学相关的言论，一次是转基因，一次我记得是纳米技术，发表在《每日电讯报》上。我们提前知道了信息，于是在事情见报前就已给记者们发去了科学家的评论，使记者们可以在发表查尔斯言论的次日有机会发表科学家的言论。于是情况变成：第一天，查尔斯王子说转基因/纳米技术不好；第二天，同一份报纸的同一版面，科学家谴责查尔斯王子的言论。我觉得这才是事情应该发展的模样，完全符合言论自由的原则。

报纸和媒体的目的不是教育大众，而是制造销量。他们需要卖报纸、卖广告来维持生存。除了媒体自身与其编辑，我们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决定他们应该发表什么文章。如果有人的意见和我完全不一样，我会更希望这个意见传播到各个地方，让大家看到这个意见有多么不好。如果有人产生了一个荒谬可笑的想法，我依然觉得他们需要给予机会以表达自己，然后接受质疑。而科学的强大之处在于它有证据，你可以使用证据来说服大众。这比其他所有事情都强大。

Fujia：你觉得你的工作中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科：（想了一分钟）以前是说服科学家出来说话。某种程度上，现在依然是这样。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更困难的是处理成山的信息。我每天要收到几百封邮件，新闻在不断发生，新闻渠道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尽力使自己的工作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如果我今天需要花4小时时间找到科学家来发表评论，我希望这些评论是针对影响最大的新闻，或者是大众最困惑、最害怕的事件。决定在哪里投入资源和精力，这也许是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