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顾 有容

【《时蔬小话》，作者：阿蒙】

公众对自然的关注和好奇心，庶几可视为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杆。这些年，看到越来越多的成年人面对一朵花、一条鱼、一只虫问出“这是什么”，我心里是很高兴的。不过嘛，在我们这样一个舌尖上的国度，上述问题往往有三个喜大普奔的后续：“能吃吗？好吃吗？怎么吃？”

颇有人为此痛心疾首，甚至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但我不觉得这三个问题有批判的必要。《礼记》里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由食欲驱动的好奇心是天经地义的，比如我自己投身植物学的原初动力，很大一部分就是在《中国高等植物图鉴》里寻找能吃的植物。

当然了，我也承认食欲是一种比较低端的欲望，在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中位于最底层的“生理需求”；而成为一名自然爱好者甚至“博物学家”，则介乎顶级的“自我实现需求”和次级的“尊重需求”之间。这一发乎低小下、止乎高大上的精神修养跃迁，其实也和“能好怎”这吃货三大终极问题相关。一个门外汉会直接索要答案，而吾友阿蒙的这本《时蔬小话》，则是针对那些我们已经吃惯了的植物，去追溯人类解决这三个问题的过程。

高下立判。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是演化本身。看见一个没有威胁的陌生生物的时候，“能吃吗”肯定是人类发自内心的第一个问题。这是演化赋予我们的生存本能，和肤色、语言、文明程度都没有关系。“XX是朋友，不是食物”的价值观是后天赋予的，这点从达尔文和华莱士这一对好基友身上可以得到印证。华莱士是个吃货，考察马来群岛的时候不停地念叨“这个鸟好吃，那个鸟不好吃”；而达尔文比较爱玩，看到缩起来的象龟就要上去跳两下，但他在《小猎犬号航海记》里很少描述观察对象的味道——大概是因为他们家很有钱，从小不缺吃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克制见什么都想吃的欲望需要相当多的食物资源做后盾，而我们那刚从树上下来的祖先显然是没有的。

如果见过野生灵长类动物进食的情形，你想必会对“猴急”这个词有较为直观的理解，而我们祖先的吃相多半也好不到哪去。我现在就可以脑补出一队猿人一边行进，一边把树叶捋下来揉进嘴里的场景。人类的祖先具备长距离迁徙的能力，每到一处新生境都会面临很多新的“能吃吗”问题。在以个体生命和族群延续为代价的尝试中，这些问题都默默地被解决了。这个过程持续了几百万年，却也和之前的几亿年没有什么区别。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农业文明产生的时候，人类摆脱了自然选择的束缚，开始亲手解决“好吃吗” 的问题。阿蒙写道：“公元前8000年或者更早，的的喀喀湖，一支来自亚马逊盆地的印第安人迁徙到了这里……遇到了野生马铃薯。”同一时期以及略晚，人类在东亚遇到了野生稻，在地中海沿岸遇到了野甘蓝，在华北平原遇到了野生芸薹，在中美洲遇到了辣椒和南瓜。比这些邂逅更重要的是，人类发现吃剩的种子落在土里能长出新的植株，而且还能从中选出产量更高、味道更好的个体继续繁殖下去。此时距离孟德尔发现生物遗传的规律还有好几千年，先民们完全是凭借对自然的朴素观察完成了各种农作物的驯化过程。毫无疑问，“试吃”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观察手段。在“好吃吗”的提问声中，植物随着人类扩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获得了自然条件下无法产生的高度多样性。看了书里的这些故事，你还会觉得吃货的问题太低级吗？

顺便说，“好吃吗”这个问题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于野生的物种了。人类按自己的口味把动植物折腾了上万年，并不是白费功夫。仍然偏执地认为野生的就是比家养的好吃的人，不妨去尝尝胡萝卜那细小坚硬的野生祖先，你可以在中亚以及本书55页找到它们。

如果说“能吃吗”背后的是演化生物学的科学问题，“好吃吗”背后的是引种驯化的技术问题，“怎么吃”则更像一个文化问题。这也是本书着墨最多的部分，小到一饮一啄的情怀，大到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的变迁均有管窥。我在这个领域没有什么心得，但看得出来作者下了很大的考据功夫。作为博物学的基础，分类学本质上是考据修订之学，所以考据精神在博物学素养中是不可或缺的。不过爱好者大可不必拘泥于系统分类或名实对应的考据，翻古人的菜谱也是很有乐趣的事情。

最后说一件和本书题材有关的小事。前些天，桔子和我打算给将要出世的孩子起一个基于某种植物的字。最初选择的字里包括菘，取《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句意，名为“畹菘“——于是种了三十亩大白菜的土财主感觉扑面而来，我们俩人笑得打滚。未几，阿蒙新书付梓，展卷第一篇就是《百菜之主》。

是为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