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红猪

科学家和美国大众之间存在文化隔阂。更严重的是，这种隔阂持续存在，愈演愈烈，已经体现在了决定我们如何思维的社会部门中。在政治、新媒体、娱乐、宗教等领域中，科学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它没有。

2001到2008年，一届广受批评的政府主宰了美国政坛，它对科学极其蔑视，在美国近代史上尚无先例[11]。和这个反面教材相比，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无论如何，科学在政界仍受冷落。它理应在决策和治理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但获选上台的官员对此少有体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许多政客都没能在自己关注的问题中看到科学，尽管科学在这类问题中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凡是政客都有意让自己显得对科学不太精通，因为他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书呆子。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2年写了本经典著作，题为《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2]。书中记载了对智力活动的蔑视如何成为了美国文化的痼疾。作者提出的问题现到还在困扰着我们。在对待科学家的态度上，这个问题显得尤其迫切，而且，它从美国诞生以来就忽隐忽现，始终存在。比如，我们为倍受尊崇的国父富兰克林重写了传记，把他塑造成了喜欢修修补补的的凡夫俗子，而实际上，他却是位深谋远虑的一流科学家[13]。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4]曾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在他看来，这里的人民对成品的兴趣超过了成品制造过程中的智力挑战和问题。他这么总结道：比起理论来，美国人较关注科学的实际应用。长久以来，美国科学家都要和两股力量竞赛：一股是我们务实进取的态度，另一股是我们的宗教虔诚。当迈凯恩和佩琳在2008年的竞选中嘲讽对果蝇和灰熊的研究时，他们想讨好的正是美国的这股反智风气。他们满以为这样就是给自己加了分；不过这大概也是事实。

如果你觉得政客都是坏蛋，那我们再来看看传统的新闻媒体好了――它们对科学的关注也在急剧下降。“优秀新闻”组织在2008年做了一次计算[15]，结果表明，如果观看5个小时的有线新闻，你大概只能看到1分钟的科技报道。相比之下，“名人和娱乐”占10分钟，“事故和灾难”占12分钟，“犯罪事件”则占26分钟还多。报纸也不乐观：1989到2005年，每周刊登科学或相关内容的报纸由95份跌倒34份[16]，减了近三分之二。我们在两种媒体中发现了同一个趋势；这个趋势持续存在，甚至正在加速：2008年，CNN关闭了它的科学、太空、技术和环境部门；2009年，《波士顿环球报》取消了声望颇高的科学版面。

动荡过后，我们大体上称作“科学传播”的东西――那座在专家和民众间摇摇欲坠的桥梁――终于开始崩塌。“旧媒体”在商业压力下削减科学内容。但“新媒体”也不遑多让，它们对科学有所帮助，但伤害可能一样大。互联网成了科学信息最好的来源，同时也是最糟的来源。没错，网上的确有精彩的科学内容，但同时，网上也有对科学最严重的误解和扭曲。如果不是互联网，大概就不会有疫苗怀疑者运动[17]，即便有也不会闹到今天这个地步。著名的疫苗批评家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就曾自豪地宣称：她的学位是在“谷歌大学”拿的。[18]

从更大范围来看，互联网业已普及，传统新闻业也在变革之中。多亏这些变化，我们的生活中正充斥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公民们得以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中意的信息源[19]。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对科学报道不予理睬，除非报道的内容正好合他们的胃口。他们还能在网上选购“科学知识”，就跟在网上买圣诞礼物一样简单。

将目光转向科学的另一个信息源――娱乐媒体――我们就会看到一片更为复杂，但同样灰暗的生态。从《实习医生格蕾》、《犯罪现场调查》到《地球停转之日》（基诺·里维斯版），科学和技术为许多影视节目提供了养料。在影视圈里有一股不断壮大的潮流，那就是在科学的基础上架设故事情节[20]，在当红的医学剧中尤其是这样。但娱乐的表现手法是否就能让观众亲近科学？这点还不得而知。在我们看来，影视业者并不怎么关心基本的科学事实，作品中的细节差错也比比皆是。好莱坞编剧更热衷于超自然的UFO和“另类科学”题材，还老喜欢把科学家塑造成自居神明的疯子。影视中的科学家往往不是恶人，就是书呆子和蠢蛋。在好莱坞的作品中，既严肃又可乐的科学家形象寥寥无几。这一倾向强烈影响着公众对科学的观感。

再接着就是宗教了。对科学和社会的分歧贡献最大的就数它了。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信仰极其关注；相比之下，许多科学家对信仰毫不在意。这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坏就坏在有些科学家和科学的支持者发起了所谓的“新无神论运动”，对宗教采取了完全敌对的态度。这个运动的领袖是山姆·哈里斯（Sam Harris）和理查·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但在制造对立方面，美国的许多宗教徒也毫不逊色。他们将大量基本的科学发现拒之门外，包括整个演化生物学，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这类知识和他们的信仰是互不相容的。就这样，两边的狂热分子怀着“非此即彼”的态度，展开了无休无止的相互攻讦，中间派腹背受敌，不得不选择阵营。这场争斗让许多美国人觉得，科学对他们的信仰、对孩子的教育都构成了威胁。

由于上述原因，科学正和美国主流文化渐行渐远。现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如果任由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科学终将成为小圈子里的精英自娱自乐的游戏，其价值将无缘惠及大众。

但奇怪的是，美国的科学家们还在觉得形势大好。相比五年之前，情况的确乐观了不少――五年前，他们曾经结成特殊同盟，共同反抗小布什的统治（这个同盟对科学界而言尤其特殊，因为许多科学家都厌恶政治）。

小布什在位八年，期间政治干预科学的丑闻层出不穷，总统本人也犯了不少错：他搞错了联邦资助的研究人员所能获得的胚胎干细胞系数量，夸大了全球变暖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还对演化论的反对者卑躬屈膝。他的走卒们也常常抢白政府科学家，还肆意篡改他们的报告。在这种无理的压迫之下，美国的科学家群情激奋，他们指责小布什发动“反科学战争”，并最终团结一致，发起了“科学辩论2008”，希望借此改变政治体制对待科学知识的态度。

两项比较，奥巴马政府就自然成了救星。这位新总统重视科学，他在身边召集了一批专家，对他们的建议毕恭毕敬。他还在就职演说中承诺，要在政府中将科学“重新扶正”。他的言行让美国的科研氛围大为改善，的确值得庆贺。

然而，如果觉得和科学有关的问题会就此解决，那就是自在我欺骗了。布什政府对科学极尽排斥，是因为社会上有着强大的反科学势力。只要有了这股势力，他的反科学政策就能获得接受，占到上风，出了问题也能轻易脱身。政权更迭不会让深层问题自动解决；媒体会接着冷落科学；宗教和科学还会有分歧；美国文化也将一如既往地怀疑智慧，甚至讴歌愚昧。

许多科学政策的观察家都觉得担忧：新政府有好的出发点，但是要长期推进科学事业，它就会遇到重重阻碍[21]。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很可能要花去大半时间解决复杂的历史遗留问题。而这些问题的直接原因，就是我们近年来对科学的忽视。

就拿纠缠不清的气候和能源问题来说吧。早在几十年前，科学界就对全球变暖提出了警告，但我们的政治体制却迟迟不愿行动。到今天，我们面前的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全球变暖已产生一些毁灭性的、不可逆的效应，就算我们立刻采取行动也已无力挽回。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建能源经济，迅速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但是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领袖还是没能认清变革的必要性；至少不久以前都还没有。1998到2000年，美国公司和美国政府对新能源研究的投入一路骤降[22]。议员和选出议员的民众都在这件事上极度短视。

变革需要空前的努力。奥巴马政府和民主党国会或许的确能扭转局面。我们希望总统先生能妥善运用权力，向美国人民好好说明科学在国家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和科学有关的崭新问题已经浮现了出来，就复杂性而言，它们比复杂的环境问题和能源问题更甚，面对它们，我们该如何行动？

过去一百年，科研一直是推动这个国家前进的主要力量[23]。现在到了经济衰退的时代――2004到2008年，美国连续五年通胀，但政府对研发的赞助却没能跟上通胀的步伐[24]。与此同时，我们眼睁睁看着别的国家在科学产量上大幅提高，看着它们热情地接纳科学，把科学当作未来发展的关键。美国正在丧失竞争力，科学界已屡次拉响警钟，政界却一直置若罔闻。但好消息也不是没有：就在2009年初，奥巴马总统签署了国会提交的经济刺激方案，使之成为了法律。这部新法对科学界十分慷慨，它一举扭转了资金下滑的恼人局面。然而，面对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我们对政府的长期资助也不能乐观过头。按惯例，财政拨款总是用来满足最迫切的需要。我们的政府正在几场大火间奔走。在这种情形下，即便是最明智、最具科学头脑的政府，都会在决定投资方向时左右为难。

展望更遥远的未来，我们不难预见到新研究可能引发的争议，其中脑科学和遗传学的研究尤其突出。近几年，科幻小说已经越来越像是现实了。要完全预测未来当然不可能，但我们已经能预见到未来的某些趋势：在实验室里创造合成微生物；用人工手段延缓衰老[25]；新一代的“基因工程婴儿”；视基因组量身定制的医疗；对大脑运作机理的深入了解……这些进展可能带来种种令人担忧的应用，比如在法庭上定罪等等[26]。我们很快就会找到大量新工具，并在它们的协助下，改变人的本性，使人类获得全新的身份和生存方式。我们对自然的干预将不止于此。新的知识和技能将会帮助我们主动调节地球的气候气象[27]，所谓的“地球工程”将成为现实。一旦获得了这种能力（可能已经获得了），我们难道不会迫不及待地使用它吗？

眼下，关于该不该干预“自然”的辩论方兴未艾。在这个形势下，让我们的公众理解科学，让我们的文化浸透科学，这两点显得至关重要，全社会都应该对它们满怀期待，做好准备。然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却没有。科学家自然知道未来会有什么进展，也常常在科学会议上展开辩论，但他们对自己人说得太多了，对其他人又说得太少了。这道鸿沟不是总统先生和他的政府能够填补的，也不是唯一的一道鸿沟。我们的专家需要身体力行，将这些议题带入公众的视野，和公众展开严肃的对话，这样的对话刻不容缓。

我们可不要忘了：科学的宿敌（反对演化论者，否认全球变暖者，等等）或许在政坛上失了势，但这不代表他们会因此气馁。而且，比起科学和理性的维护者，他们更善于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劝说手段。他们会不遗余力地游说、辩论、影响媒体、抒发见解，利用各种机会在媒体上鼓吹自己的观点。

科学家毕竟身处社会，如果他们不能找到新的方法沟通大众，那么谁将在未来的日子里赢得公众、媒体、和政治家的目光，这就是不言而喻的事了。

许多科学家都不愿参加这样一场战斗，他们的心思并不难懂：他们还在想着过去的好时候，那时，让美国关注科学可比现在容易多了。那是二战后不久，美国公众还沉浸在盟军胜利的狂喜中。当时的美国科学家还是文化上的权威，他们离权力很近，他们受邀重拟美国的教育大纲[28]，他们的辉煌事迹数不胜数。直到现在，许多科学界的领袖都还记得那个时代。然而，要是他们觉得那反映了科学界和美国社会之间自然的、正常的关系，那我们就得为他们捏把汗了。事实上，这种和谐关系是不会自然发生的，它的促成和维系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

二十世纪中叶以降，我们的文化已发生了剧变。科学不像过去那么时髦了，科学家也不再是模范人物了，孩子们也不会急着回家、在后院发射火箭了[29]。把责任全推在科学家身上是不公平的，也于事无补。的确有许多科学家对公众怀有误解、想要躲开他们，但也有许多科学家一心想着沟通，并为这个目标付出了大量心血。我们还发现，一些其他重要的社会部门同样没能给予科学应有的重视。

但有一点是不容抹煞的：科学和社会之间的那道触目惊心的鸿沟，部分是由当下的科学训练造成的。另外，科学文化本身也该负起责任。在某些方面，科学已经自绝于社会。专业化曾经为科研带来了许多成功，但它同时也将科学家禁锢在了实验室和象牙塔里，使科学界与外界的沟通变得日益艰难。一边是科学界不断积累有价值的知识，而另一边，则是其影响日渐式微，和整个社会渐行渐远。许多有头脑、有才干、有影响的人物都不再将科学视为生活中的关键事务；而许多科学家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解说。

我们不是第一批给出诊断的人：五十年前，有一位先哲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他就是C·P·斯诺（C.P. Snow）。斯诺是位受过科学训练的英国小说家，他在1959年5月7日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30]，题目是《两型文化和科学革命》。他在讲话中哀叹：科学家和人文学者非但不通生息，反而彼此蔑视，他们中间隔着一道“互不理解的沟壑”。这个怪现象不仅出现在上世纪中叶的英国知识界――它是个普世现象，后果非常严重。斯诺评说道：“对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这种两极分化都是彻头彻尾的损失。”

常有人批评斯诺的“两型文化”论失之简陋。他自己也承认：“一分为二是危险的。”但无论如何，他说出了一个无可辩驳的真理：科学和文化间的分歧必须弥合。我们要推倒墙壁，架起桥梁，团结起分散的人民，我们的未来取决于此。五十年前，斯诺就已经认识到了真正重要的问题。而我们这本书，不妨就看作是跨越一片大洋和半个世纪的一次订正吧。

当然，也是为了拯救冥王星。

注释

11.　Chris Mooney, The Republican War on Scienc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12.　Richard Hofstad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1962).

13.　Joyce E. Chaplin, The First Scientific American: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rsuit of Genius (New York:Basic Books, 2006).

14.　对托克维尔的这段解读有赖于Steven Shapin, The Scientific Life: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p. 43。

15.　我们能注意到这些数据，要多亏Matthew Nisbet的博客 Framing Science, March 17, 2008, 。这项研究来自Project for Excellence in Journalism, “The State of the News Media 2008,” 。

16.　Cristine Russell, “Covering Controversial Science: Improving Reporting on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2006 Working Paper, Joan Shorenstein Center on the Press,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

17.　来自2009年1月12日与记者Arthur Allen所作的访谈，Allen著有Vaccine: The Controversial Story of Medicine’s Greatest Lifesaver, New York: W.W. Norton, 2007。

18.　People Magazine, “My Autistic Son: A Story of Hope,” September 20, 2007, ,,20057803,00.html.

19.　感谢Matthew Nisbet启发我们思考媒体“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下面的章节中还会详细讨论。我们还引用了归纳出这个问题的其他学者，比如Cass Sunstein (in 2001’s )和普林斯顿大学的Markus Prior。

20.　Hugh Hart, “An Injection of Hard Science Boosts the Prognosis for TV Shows,” Wired, December 5, 2008, .

21．　如Neal Lane 和Leslie Berlowitz合写的 “Where to Spend Our Research Dollars,” Science Progress, January 22, 2009。两位作者指出：“一旦从应对危机的模式中走出来，研究经费就会大打折扣，再也不能随意开销了。”网址：。

22.　Daniel M. Kammen and Gregory F. Nemet, “The Incredible Shrinking Energy R&D Budget,”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ll 2005), .

23.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 Energizing and Employing America fora Brighter Economic Future, Committee o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Public Policy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 2007).

24.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Final Stimulus Bill Provides $21.5 Billion for Federal R&D,” February 16, 2009, .

25.　Robert Butler et al., “New Model of Health Promotion and Disease Prevention for the 21st Century,”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July 8, 2008, .

26.　Michael S. Gazzaniga and Megan S. Steven, “Neuroscience and the Law,” Scientific American, April 15, 2005, .

27.　David G. Victor et al., “The Geoengineering Option,”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09), .

28.　John L. Rudolph, Scientists in the Classroom: The Cold War R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Science Edu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2002).

29.　这个问题，可能还是ABC的《早安美国》说得最好：“科学真带劲儿！第一届科学世界大会在纽约举行，让科学流行起来！”《早安美国》报道了在纽约市举行的2008世界科学大会，节目中说到，大会的组织者要将科学“从故纸堆里挖出来”，使其“重返美国文化的中心”。Good Morning America, June 1, 2008。

30.　C. P. Snow,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