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赵承渊

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满江红》

害虫为祸伴随着整个人类的历史。群蝗飞过，田地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政权不稳…这一幕屡屡见诸史书。不过一直到了近代，人们才发现不光是田地作物，人类自身的许多疾病也与小小的害虫脱不了干系。鼠疫、疟疾，斑疹伤寒，脑炎……这些烈性传染病正是以虫为媒才在人群密集地疯狂肆虐，动辄夺去成千上万人的性命。灭虫就是保护人类自己，扫除一切害人虫也就成了人们美好的愿望。

令人兴奋的是，在上世纪30年代末，一种能够“全无敌”地扫除害虫的药物终于被一位瑞士科学家找到了。这就是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大名鼎鼎的DDT。这位瑞士科学家名叫保罗.穆勒（Paul Hermann Müller）。

 【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DDT合成于十九世纪（1873年），但合成之时人们并没有发现它的特殊功用。上世纪三十年代，瑞士的化学家们一直致力于寻找某种良好的杀虫剂。实验证明，含有双对氯苯基的化合物具有良好的口服杀虫功效，但DDT并未进入他们的视野。

而穆勒走了另一条路：他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无需口服、经接触即可杀死害虫的杀虫剂。受到一篇英国人论文的启发，穆勒将视线投向了含有CCl3基团的化合物。于是，同时具备双对氯苯基和CCl3基团的DDT终于重见天日。实验证明，DDT不但具备高效持久的杀虫功效，且相对安全低毒，对哺乳动物的影响很小。很快，DDT就被穆勒申请了专利，制备成各种形式的产品（溶剂，乳剂，粉剂）推向市场。

DDT的确是一种非常给力的接触式杀虫剂。它的杀虫机制目前尚未完全确定，但多数人认为DDT是通过影响神经细胞的钠离子通道来发挥杀虫作用的。中毒的虫子会在短时间内痉挛、麻痹继而死亡，而该毒性作用对人类的影响较小。DDT问世后很快就被军方采用，其对跳蚤良好的杀灭效果使军官们很快控制了肆虐于军营中的斑疹伤寒疫情。在二战中，DDT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在疟疾流行地区，DDT也被引入用以杀死疟疾的传播媒介疟蚊。随着蚊虫的毙命，疟疾也被人们牢牢控制在手中。1955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一项雄心勃勃的在世界范围内根除疟疾的行动，所仰仗的正是DDT。该行动起初效果良好，在很多地区消灭了疟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DDT控疟行动的效果却越来越差，部分地区的疟疾疫情甚至出现了反弹。

WHO控疟行动的受挫实际上也是受制于客观条件。在热带地区蚊虫繁殖旺盛，加之这些地区基础设施和人力组织往往落后，导致DDT的杀灭作用有限。此外，早在1945年，DDT就已被批准在农业广泛使用。喷洒了DDT的作物免受病虫害的侵扰，这令农民和DDT厂商都格外开心。然而DDT的大规模使用很快就人为选择出了耐药的害虫品种。DDT越是大量广泛的使用，效果就越发地打折扣。不过，即便如此，据WHO的估计，自DDT应用以来，仍有至少2500万人的生命得到了拯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而在1948年，当全世界还沉浸在DDT带来的喜悦之中时，穆勒摘得诺贝尔医学奖也就是众望所归顺理成章了。DDT的出现毫无疑问是一个巨大的进展，然而谁会想到，在短短十几年之后，DDT就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渐渐黯然退出了舞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一切都源自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该书出版于1962年，作者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就在这本书出版后10年，美国政府全面禁止了DDT的生产和使用。

随着DDT日复一日过度的滥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其带来的负面影响。DDT为脂溶性化合物，在环境和生物体内均很难降解，很容易在脂肪组织内蓄积。研究人员发现，在广泛滥用DDT后，生物体内的DDT水平明显增高，甚至在南极企鹅体内也检测到了DDT存在。处于食物链顶部色动物更易高度蓄积DDT，造成严重后果。大量的DDT使得鸟类的蛋壳变薄继而影响孵化，据信，美国白头海雕濒临灭绝就与DDT有关。

由于DDT在体内不易清除，这使得DDT对人体产生长期危害，其中包括影响生殖系统，可能致癌和致早产，神经系统毒性，内分泌紊乱等诸多问题。这使得人们对于DDT的态度转向更为慎重。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卡森描绘了一个假想中的城镇。由于DDT的使用，昆虫，鸟儿死掉了，人类生病了，本应该生机勃勃的春天变得寂静而死气沉沉。农药对环境和生物的影响第一次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直接催生了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像DDT这种“给所有生物带来危害”的杀虫剂，“它们不应该叫做杀虫剂，而应称为杀生剂”。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多数发达国家相继禁止农业使用DDT。2004年，随着斯德哥尔摩公约生效，DDT受到了全球范围内的严格控制。如今，除了印度、朝鲜等少数第三世界国家，多数国家和地区已经放弃使用DDT。早年的欢呼渐渐远去，DDT带来的教训和思考值得人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