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对伪心理学说不之但是这不是真实的生活（上）

图片选自网络

心理学理论的应用

一旦我们明白了大部分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理论而不是预测具体环境下的事件，以及大部分研究的结果是通过理论间接应用的，而非在具体环境条件下直接应用，那么我们就会顺理成章地发问：究竟心理学中有多少理论可以在现实中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心理学理论的普遍性得到验证了没有？

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以往的记录是参差不齐的。但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与心理学的多样性息息相关。一些领域中的研究确实在应用方面进展甚微，然而，其他一些领域则已经取得了十分瞩目的成绩，通过实验已经推导出了许多具有解释能力以及预测效力的原理（见Buss，2003 ；Byrnes，2001 ；Davidson & Sternberg，2003 ；Gazzaniga，2004 ；Hilton，2003 ；Sunstein，2002 ；Wilson & Keil，1999 ；Zimbardo，2004）。例如，在咨询、教育、临床、心理治疗等应用领域，理论导向的基础研究结果也获得了大量实际应用（Davidow &Levinson，1993 ；Garb & Schramke，1996 ；Lilienfeld，Lynn，& Lohr，2003 ；Lilienfeld，Wood，& Garb，2000 ；Mahrer，2000 ；Siegert &Ward，2002）。

想想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这些原理及其详细论述的规律，几乎完全是从非人类被试的实验发展而来的，比如鸽子、老鼠，其实验情境也是高度人为化的实验室环境。然而，这些原理已经成功地用于解决人类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自闭症儿童的治疗、大量事实材料的教学、酗酒和肥胖症的治疗、精神病院的病号管理以及恐惧症的治疗等等。这仅是一小部分而已。

这些应用所依靠的原理之所以能够被准确地提炼出来，是因为在实验室条件下，研究者们能够精确地细化环境刺激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自然条件下是无法做到的，因为在自然情境下，许多行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同时起作用。至于非人类被试的使用，是因为在许多案例中，从动物的反应得出的理论和规律为我们提供了与人类行为非常相近的数据（Vazire & Gosling，2003）。人类研究发现，人类的行为规律与从动物行为得出的规律非常相似。当人类疾病治疗方面的每一次医学进步都源自动物研究数据的时候，这些发现也不应该再让我们感到惊奇了。举例来说，动物研究促进了很多领域的发展，包括行为医学、压力缓解、心理治疗、受伤或者残疾人士的康复、衰老对记忆力的影响、帮助人们克服神经性肌肉紊乱的方法、药物对胎儿发育的影响、药物滥用、失忆、交通安全、慢性疼痛的治疗（Domjan & Purdy，1995 ；Gosling，2001 ；Kalat，1995 ；Miller，1985b ；Zimbardo，2004）。最近，关于狗的研究为理解人类焦虑障碍的基本原理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Groopman，1999）。

事实上，“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批评被错误地用来诋毁动物研究的成果——这种做法经常是由于政治的缘故。例如，那些为重度污染企业效劳的政客们总是否认致癌因素风险评估报告的有效性，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报告是以动物研究为基础的，不能应用到人类风险评估上。然而，一组科学家在1988 年进行的一个对23 种致癌物质（苯、石棉，等等）的研究中发现，由动物研究计算出来的死亡率与由人类流行病学研究计算的结果非常相近（Finkel，1996）。

心理学家对知觉过程的研究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展，从中得出的规律和理论已用于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雷达监测系统、街灯照明以及飞机驾驶舱的设计（Nickerson，1992 ；Swets，Dawes，& Monahan，2000 ；Wickens，1992）。关于衰老对认知的影响，我们已经积累了许多新的认识（Salthouse，2004），而这些新知识有可能会直接帮助我们设计出帮助认知丧失者恢复其能力的训练方案（Dixon & Backman，1995）。

判断和决策的心理研究已经应用于医学、教育和经济等领域的决策制定（Gigerenzer，2002 ；Gilovich，Griffin，& Kahneman，2002 ；Hilton，2003 ；Kahneman，2003 ；Kahneman & Tversky，2000 ；Swets，Dawes，& Monahan，2000 ；Tetlock，2005 ；Zweig，2001）。一项令人兴奋的发展是认知心理学家更多地参与到法律体系中，这使得在信息搜集、证据评估和做出判决等方面，给认知理论的应用带来了大量机会（Kassin，Tubb，Hosch，& Memon，2001 ；Koehler，1993 ；Kuhn，Weinstock，& Flaton，1994 ；Redding，1998 ；Wrightsman，1999 ；Zimbardo，2004）。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阅读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开始受到认知心理学的影响（Rayner，Foorman，Perfetti，Pesetsky，& Seidenberg，2001，2002 ；Snowling & Hulme，2005 ；Stanovich，2000 ；Vellutino，Fletcher，Snowling，& Scanlon，2004）。此外有关儿童在法律程序中提供的证词（Ceci & Hembrooke，1998）和受虐儿童所“ 恢复” 的记忆是否准确（Brainerd & Reyna，2005 ；Bremner，Shobe，& Kihlstrom，200？；Clancy，Schacter，McNally，& Pitman，2000 ；Gardner，2006 ；Loftus，1997 ；Lynn，Loftus，Lilienfeld，& Lock，2003 ；McNally，2003 ；Pezdek & Banks，1996 ；Spanos，1996）等这些公众争论不休的问题方面，心理学家都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美国心理学会开设了一个网站：www.psychologymatters.org。你可以在此网站上看到更多有关心理学知识的实践性应用。

“大二学生”问题

许多人质疑心理学研究成果的代表性，他们过于关注研究的被试，而不关心实验设计的细节。然而，心理学的许多领域中，研究结果更多受到后者的影响而非前者，例如知觉基本过程的研究。在基本的信息加工过程、大脑的基本结构以及视觉系统的特征方面，美国蒙大拿州的人和佛罗里达州的人都非常相似。另外，这些特征和被试的父母是不是修补匠、裁缝或者教授没有任何关系。

所有学科都假设某些因素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影响。生物学家一般不担心培养皿厚度的细微差异会显著影响里面的细菌。当然，这些差异可能会产生影响——每一种科学假设都不是绝对的——但是生物学家必须把精力放在他们认为更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变量上面。与此相似，海奇特假设暗适应跟人的宗教无关，因此他不问被试是路德教派的，还是罗马天主教的。

我们面临一个问题，有时人们叫它“大二学生问题”；即，因为大二学生在大量的心理学研究中做被试，因此这些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具有可推广性受到了质疑。心理学家关心这一问题，是因为它在某些研究领域中的确是个问题。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正确地看待它，并且应该知道心理学家对这一批评有几种合理的辩解。以下列出三点：

1.这种批评不能说明研究结果无效，只是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明理论的可推广性。由于我们先前收集了大二学生的数据，即使从其他人群中获得了相反的数据，从而必须对理论做出相应的调整，也只会使理论更加精确，而不会完全否定它。即使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重复的实验没有得出相同的结果，我们也只能说，建立在大二学生数据基础上的理论不够全面，而不能说该理论一定是错误的。

2.在心理学众多领域里，大二学生问题不构成一个问题，因为所研究的心理过程是非常基本的过程（例如视觉系统），几乎没有人相信视觉系统的基本构造跟被试样本的人口分布特征有关。

3.许多研究结果得到了重复，这使我们确信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推广到不同的地理分布中，并且在较小程度上，也能推广到具有不同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变量以及早期教育经历的人群中去。50年前的大学生被试样本恐怕基本来自于精英团体，如今却完全不同，现在大学生的家庭背景能够代表各阶层的群体。

然而，不承认大二学生问题在心理学研究的某些领域里的确是个问题，这也是不明智的（Peterson，2001）。尽管如此，心理学家正在尽力矫正这个问题。例如，发展心理学家几乎都很关注这个问题。这一领域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研究人员，将众多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理论和发现，在其他不同年龄的被试身上重新验证。

用不同年龄组的人做被试并不总是能重复用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结果。要是那样的话，发展心理学就会变得很无聊了。但是一大堆心理学家都致力于在心理学理论中建立一个年龄因素，以证明这个因素的重要性，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确保了心理学的宏大理论不是只建立在从大学生那里收集的有限数据基础之上。

许多发展过程的研究都是以北美儿童为被试进行的，为了评估这些研究结果的可推广性，发展心理学家也进行跨文化的研究。例如，史蒂文森等人（Stevenson et al.，1985）让中国、日本和美国孩子完成大量的认知任务，然后得出结论，“三种文化下的儿童在这些任务中所表现出的认知能力非常相似”（p. 727）。其他认知能力的跨种族和跨文化比较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结果（Demetriou et al.，2005 ；McBride-Chang& Kail，2002）。对于其他心理学特征，跨文化研究里有许多例子也显示了相似的趋势（例如，Day & Rounds，1998 ；Rozin，Lowery，Imada，& Haidt，1999）。但是，也有不少跨文化研究没有得出与美国大二学生相似的结果（例如，Nisbett，2003）。但是当出现这些差异时，这些研究仍然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让人们了解到这些理论和结果会因文化和背景的不同而不同（Chang，1996 ；Menrich et al.，2004 ；Medin &Atran，2004 ；Nishett，2003 ；Yates，Lee，& Shinotswka，1996）。

正如先前提到的，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通过了重复验证。信息加工的许多基本规律在全世界许多实验室中得到验证。人们可能不太知道，如果密歇根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获得一项重要的研究成果，那么类似的实验将很快在斯坦福大学、明尼苏达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剑桥大学、耶鲁大学、多伦多大学等大学进行。通过这种检验，我们将很快知道这项结果是不是由于密歇根州被试的独特性或特殊的实验环境所造成的。

教育心理学家也提出过大二学生问题。例如，教育心理学家联合发展心理学家以及其他教育研究人员，构建了测量基本认知技能的内容，这些内容能在一定程度上准确预测学业成绩，例如阅读习得率。这些内容的预测准确度不受社会经济地位和种族的影响，也不受地理分布和校区的影响。

大二学生问题和关于代表性的批评大部分针对的是社会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常用大学生被试在实验室情境中进行研究，并试图建立真实社会情境中的社会交往、群体行为和信息加工等理论（Kunda，1999）。

然而，即使在心理学的这一领域，也有证据表明，实验室得出的成果和理论，实际上确实预测出了不同类型的个体在各种情境下的行为。

例如，几年以前，莱昂纳德·伯克维茨（Leonard Berkowitz），威斯康辛大学的一名心理学家证明了所谓的“武器效应”——如果一件武器出现在手边，会使得某个人更容易做出攻击性反应。这个发现源于实验室，是一个无代表性情境的典型例子。由于这一结果是人为情境的诱导产物，因此常被强烈地批评其具有误导性。但事实是这样的，各种实验条件下得出的结果都一样，用不同的方法测量攻击性所得的结果一样，在欧洲和美国获得的结果一样，研究儿童和成人的结果一样，在实验室之外的现场研究中，被试不知道自己是在参与实验，得出的结果也一样（Berkowitz & Donnerstein，1982 ；Turner，Simons，Berkowitz，& Frodi，1977）。研究人员甚至提取出了武器效应背后的认知机制。在语义记忆中，它是一个自动启动的过程（见Anderson，Benjamin，&Bartholow，1998）。这个效应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安德森等人（Anderson et al.，1998）把文章题目定为“是手枪自己扣动扳机的吗？”

认知、社会和临床心理学家也研究了人类的各种决策行为。这个研究领域里大部分原始的研究都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使用大学生作被试，而且采用高度人为化的任务。然而，从这些研究中得出的决策行为原则在很多非实验室环境中都得到了重现，包括银行家对股票价格的判断、赌场赌博、精神病医生对病人行为的预测、经济市场预测、军事情报分析、全美橄榄球联赛的下注、工程师对修理时间的估计、房地产经纪人对房价的估计、商务决策以及医生的诊断——这些原则现在也应用于个人理财咨询的实践领域（Bazerman，1999，2001 ；Belsky & Gilovich，1999 ；Goldstein & Hogarth，1997 ；Hammond，1996 ；Tassoni，1996 ；Zweig，2001，2002）。

伯恩鲍姆（Birnbaum，1999）用互联网来解决心理学中的大二学生问题。他在实验室里通过互联网招募了一批参与者，并进行了一系列有关决策问题的实验。实验室中得到的结果全部在互联网样本中得以重现，而后者的取样范围要比前者广泛得多——包含来自44个国家的1 224 名参与者（见Jaffe，2005 ；McGraw，Tew，& Williams，2000）。高斯林等人（Gosling et al.，2004）研究了大量互联网参与者的样本（361 703 人使），并将之与发表过的510 个传统样本的参与者比较，发现互联网上的被试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地区和年龄方面有着更广泛的分布。重要的是，他们发现，心理学众多研究领域的研究结果，例如人格理论，用互联网实验和传统方法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非常相似。

这些例子说明，心理学研究结果的稳定性和普遍性程度经常被低估了（Cheng，2001 ；Gage，1996 ；Rosenthal，1990）。安德森、林德西和布什曼（Anderson，Lindsay，& Bushman，1999）对实验室研究和现场研究的效果进行了系统检验。从验证攻击性、领导力、抑郁症等多种主题的研究中，安德森等人（1999）发现了高度的聚合性——几乎所有不同的研究环境总是产生相似的结果。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研究成果都能重现（见Carroll & Nelson，1993）。相反，结果无法重现的实验经常出现，而它们往往比结果可以重复的实验更具指导意义。但是，在认知心理学中，重复实验的失败几乎很少是被试的独特性造成的。相反，大部分是因为实验刺激和方法的细微差异。通过仔细地分析要产生一个现象究竟需要哪些实验条件，科学家们对现象有了更精确的理解，这为建立一个更精确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但是，如果实验结果没有被重现，那么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如何应用？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在所有的细节上达成一致，知识和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那么如何证明这些结果的应用是合理的呢？这种对心理学发现的担心是很常见的，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在其他科学中，结果和理论经常在完全确立之前就开始应用了。当然，第2 章中已经清楚地阐述过，所有的科学理论都有可能被修订。如果我们在应用科学研究结果之前必须确定知识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应用就不会发生了。所有领域的应用型科学家尽最大努力使用最准确的信息，同时也会意识到这些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

正确看待“真实生活”和“大二学生”问题

本章提到了几个焦点问题，此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应该清楚什么是我们说过的，什么是我们没说的。我们证明了对心理学研究的频繁抱怨源自一个基本的误解，不是针对心理学，而且针对涉及所有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看到人们质疑心理学家为什么不在所有研究中都使用随机样本，并且解释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最后，我们看到，大二学生问题本来是一种合理的关注，但它有时被夸大了，尤其是当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太熟悉时（见第1章）。

尽管如此，心理学家应当始终注意他们的实验结论不要太过依赖于某一种方法或某一特殊被试群体。这一点将在下章讨论。事实上，心理学的一些领域确实被大二学生问题折磨得够呛（Jaffe，2005；Peterson，2001；Wintre，North，& Sugar，2001）。作为大二学生问题的一剂良药，跨文化心理学仍然是一个亟待发展的领域。然而，研究型心理学家对于自我批评的高度重视，给了我们一个对此持乐观态度的理由（见第12章；Anderson & Gunderson，1991 ；Henriques，2003，2004，2005 ；Jaffe，2005 ；Kimble，1999 ；Machado，Lourenco，& Silva，2000 ；Proctor & Capaldi，2001）。事实上，许多心理学家因为将“批判”作为其本职工作而享誉学界（Leary，2001 ；Robinson，2001）。每年的各类科学杂志上，都会有文章提醒心理学者注意其方法上的漏洞，或是指出大二学生问题。后者在心理学中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没有心理学者尚未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尽管我们不应忽视这一问题，同时也应正确看待它。

小结

一些心理学研究属于应用型研究，它们的目标是把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特定情境。在这样的应用研究中，研究的目的是要将结果直接推广到自然情境中，样本的随机化和条件的代表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研究结果将会直接得到应用。然而，大多数心理学研究不属于这种类型，而是属于基础研究，用以验证有关行为潜在机制的理论。在大部分基础研究中，研究结果通过理论上的修正得到间接应用，从理论产生到应用于某些实践性问题需要一段时间。在这种类型的基础研究中，被试的随机取样和情境的代表性不是关键问题，因为这类研究的重点在于验证理论的普遍性。实际上，在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中，人为的环境条件是有意创设的，因为（正如前一章所描述的）这有助于把研究的关键变量从所要控制的无关变量中分离出来。因此，心理学实验“不像是真实的生活”这个事实其实是一种优势而非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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