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图片来自网络，作者庄晞

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前两章讲述了实验逻辑的原则，现在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心理学经常面对的一些批评。比如很多人认为科学实验没有价值，因为它是人为发生的，和“真实的生活”不一样。我们将对这一观点进行详细探讨。由于心理学实验常常遭到类似的批评，因此理解这种批评的不合理之处，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心理学。

为什么自然性并非总是必要的

从第6章的内容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这种批评是不合理的。正如上一章所述，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一种缺点，事实上，正是它使得科学方法具备了一种奇特的力量，可以让我们对世界进行解释。与人们通常所相信的观点不同，科学实验的人为性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科学家故意为之。科学家之所以专门设置一些非自然发生的条件，是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将决定事件发生的许多相关变量区分开来。有时候，必要条件已经在自然状态中存在，比如斯诺和霍乱病的例子。但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出现。科学家必须用新异的甚至有时比较奇怪的方法操控事件，比如戈德伯格和糙皮病的例子。很多时候，这些操作无法在自然环境中完成，于是科学家必须把所要研究的现象转移到实验室中，以便实施更精确的控制。例如在有关“重力和运动”的早期研究中，使用了一些特制的物体，其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一些特殊条件，以便观察物体运动。因此，为了分析一种现象，经常需要创设非自然的极端条件。

事实上，如果科学家完全禁锢在“自然”条件下观察，那么一些现象就不可能被发现。探索物质本质特征的物理学家们建造巨大的加速器来诱发基本粒子之间的碰撞。碰撞中产生的一些副产物是存在时间不到十亿分之一秒的新粒子。然而，这些新粒子的属性却有助于解释原子结构理论。许多新粒子在世界上一般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我们在自然状况下也没有机会观察到它们。因此，几乎没有人质疑物理学家们的研究方式。为了对宇宙有更深刻的理解，即使采用一些不常见的甚至是怪异的方法，也是合情合理的。但不知为什么，物理学家用起来合理的方法，心理学家使用起来，就常被认为是不合理的。

由于公众没有意识到创造特殊条件的重要性，各类科学家都曾遭到过误解，而心理学家是这种误解的最大受害者。许多心理学家在向外行人展示关于某一行为的实验证据之后，都听到过这样的叹息：“可惜这不是真实的生活”。对这种批评的进一步讨论，通常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大众的一些观念，比如，只有研究自然条件才能获得知识，心理学的实验室研究是怪异的，还不足以成为一门科学。

心理学家使用的许多技术在公众看来是怪异的，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技术并非心理学领域所独有，只不过心理学家把这些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类行为的研究上而已。事实上，在每一个学科的调查研究中，都能看到人们用一些类似的怪异方式来获取关于世界的知识。心理学家却遭受了双面夹击。对科学方法的无知使得许多人相信心理学永远不可能成为科学，于是，当心理学家像其他所有的科学家一样创造必要的特殊条件来对心理现象进行更有力、更精确的解释时，却遭到了诽谤。

禁锢于真实生活条件会妨碍我们发现许多新事物。例如，生物反馈技术现在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比如用于控制周期性偏头痛和紧张性头痛、治疗高血压，以及放松训练（deCharms et al，2005；Maizels，2005；Miller，1985a）。研究表明，如果通过视觉或听觉的反馈能够监测到体内正在进行的生理过程，那么人类就能学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这些过程。这项研究促进了上述生物反馈技术的发展。当然，因为人类本身并不具备通过外部反馈来监测自身生理功能的能力，所以, 如果不是在特殊的实验室条件下，人们将很难发现人类有能力控制自己的生理过程。自然条件下的观察是永远无法发现这一点的。

对“随机取样”的误解

然而有时候，类似“这不是真实的生活”的抱怨源于对心理学实验研究目的的另一种误解，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媒体的宣传使许多人对调查研究开始熟悉起来，特别是选举中的民意调查。

现在人们对选举投票的一些重要特征越来越了解。具体而言，为了保证民意测验的准确性，媒体对随机取样、样本代表性等概念更加关注。这种关注导致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随机取样和代表性是所有心理学调查研究的必要条件。因为心理学研究很少使用随机的被试样本，如果根据外行人所相信的随机取样标准，那么许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都会遭到诋毁，那些批评心理学研究无法反映真实生活因而是无效的论点也会受到强化。

但只要想一下其他科学的情况，就很容易理解这种想法的荒谬。化学家从没尝试过抽取化合物的随机样本，生物学家也不曾用细胞或组织的随机样本进行实验。用于医学研究的老鼠和猴子也不能完全代表其物种。而这些研究都是在与这些动物生活的自然环境完全不同的实验室中进行的。事实上，这些条件通常很独特。然而，所有这些研究得到的结果都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体生物学。大部分心理学研究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每一个心理学调查研究都需要使用随机样本。因此，我们在此需要强调的重点是：随机取样和随机分配不是一回事情。

随机分配和随机样本的区别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两个词里都包含“ 随机”，因此许多人以为它们所指的是一回事。事实上，它们是非常不同的概念，唯一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采用了随机生成数字这一点。然而其目的却大相径庭。

随机取样涉及的是如何选择被试进行研究。如前所述，并不是所有研究都要求随机取样，但当它成为必要条件时（例如在调查研究、市场调查或是选举时的民意调查中），我们则需要用一种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个样本，这种方法要确保总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同等机会被选为样本，被抽中的样本就成为随后调查研究中的被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随机抽样的调查研究既可能是相关研究，也可能是一个真实验。只有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式，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实验。

随机分配是真实验所必需的条件。实验人员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当每一名被试被分到实验组的机会和被分到控制组的机会相等时，则实现了随机分配。为了达到这一点，常会用到像掷硬币这样的随机化手段（更常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随机化数字表格）——因为它在给被试分组时没有任何偏向。

随机分配和随机取样不是一回事，牢记这一点的最好方法是弄清楚四种组合：非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随机分配的非随机样本，非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分配的随机样本。大部分心理学实验没有使用随机样本，因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如下一章将讲到的，研究可以检验理论，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方便取得的样本。如果一个研究中使用了随机分配的方法，那么它就是一项真实验，如果没有使用，那么它是一项相关调查。许多使用随机取样的研究没有使用随机分配，那是因为它们只是调查性研究，旨在寻找关联——也就是说，这些研究属于相关调查研究。然而，一些研究既使用了随机取样，又使用了随机分配，那么它们肯定是真实验。

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异同

弗吉尼亚大学心理学家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阐述了不同类型的研究要求的不同类型的预测。许多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研究结果直接与生活中的特殊情境联系起来。对应用研究而言，预测必须是：

研究与现实生活有“一对一”，亦即穆克称作“类比”的关系，应用研究的结果必须都能直接应用。选举投票中的民意测验就是应用研究的一个例子。研究目的是预测一个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为，在这个例子中，就是选举日的投票结果。由于研究结果是要直接应用于现实的，因此，样本的随机性和情境的代表性问题很重要。

然而，把应用型心理学研究看做典型的心理学研究是错误的。心理学（或其他学科，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如此）的大部分研究都有着不同于应用的目的。大多数研究的预测层次是从理论到特定研究情境的预测。

大多数研究的结果只能间接通过理论修改而被应用，这些理论与其他科学规律共同应用于一些实践性问题（Nickerson，1999）。简而言之，大部分理论研究追求的是对心理过程的理论验证，而不是把研究结果推广到现实中的某一特殊情境中去。

主要目的为理论验证的研究通常被称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目的是把数据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但是基础研究则专注于理论验证。然而，仅仅根据某项研究是否有实践性应用来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很可能会产生错误，因为这一差别常常会随着时间的增长而逐渐消失。应用研究的结果会很快得到应用。但是没有什么能比普遍的、准确的理论更具有实用性了。尽管很多科学家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初衷并非解决具体的实践性问题，但他们发展出的科学理论或研究结果最终都解决了现实世界的许多问题。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不胜枚举。

罗伯特·克里斯和尼古拉斯·萨米奥斯（Robert Crease & NicholasSamios，1991）在一个处于领先地位的物理学研究中心——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工作，他们在一篇论文中介绍了一些有关基础研究拥有应用价值的例子。比如威尔赫姆·伦琴（Wilhelm Roentgen）的故事，他“发现了一件奇妙的事情，当他把荧光屏放在他的仪器附近时，荧光屏就会意外地发光；结果发现了自然界的一个新现象，他称之为X 射线。三个月之后，X 射线已经被人们用来检查骨折”（p. 82）。再来看霍华德·弗洛瑞（Howard Florey），他和一个同事一起研究抗菌机制。“青霉素是他们所研究的微生物之一，这种微生物是几年前才偶然发现的，但它的抗菌功能一直没有被发现。现在的许多药物都是在一些对应用没有特别兴趣的学术研究发现的基础上研制出来的。”（p.82）

西莫尔·凯迪（Seymour Kety，1974）也谈到了氯丙嗪这一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特效药物是如何在一些看似没有关联的科学研究中被发现的。凯迪强调，几乎所有应用于精神分裂症治疗方法的发现都与精神分裂症毫无关系！历史一再证明，（通过让科学家解决特殊的实践性问题而）试图控制科学发展方向只能阻碍发展进程而非促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急于让科学家们解决实际问题，而不让其考虑“其他事情”（基础研究）的做法，被证明是最不切实际和目光短浅的。

通向实际应用的道路是非常曲折和不可预料的。为了研究关节炎，德克萨斯西南大学医药研究中心的一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遗传的方式培养一批患有关节炎的老鼠。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老鼠同时也患上了肠炎（Fackelman，1996）。这个研究团队“偶然创造出了有溃疡性肠炎的老鼠，从而为科学家们研究人类疾病提供了动物模型”（Fackelman，1996，p.302）。无论这些科学家是否在关节炎（原本想研究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现在看来他们似乎在溃疡性肠炎的治疗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简言之，我们必须意识到，虽然一些研究是为了直接预测某一特殊情境而设计的，但大多数科学研究仍然是用于验证理论的基础研究。怎样把研究结果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呢？从事应用研究和从事基础研究的研究者们对此有不同的回答。前者会这样回答：“直接应用，只要实验情境和将来要应用的情境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就可以了。”因此，被试的随机取样和实验情境的代表性都会影响结果的应用。然而，进行理论检验的研究人员是这样认为的：研究结果不会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将结果用于具体的环境条件。因此，这类科学家并不关心研究的被试与其他群体有多相似，也不关心实验情境是否反映出某些真实生活的环境。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这些研究结果对现实世界没有意义呢？不是的。这些研究结果不直接应用于某一特殊情境，而是应用于理论。这种理论，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可以和其他科学规律相结合，共同解决某一特殊问题。

在心理学的一些领域里，这种将理论间接应用于现实生活的研究十分常见。例如，许多年前手机刚刚面世，许多认知心理学家立即开始担心安全问题——人们边开车边接听手机怎么办。心理学家立即预测手机的使用可能会导致交通事故增多——不仅仅是因为接听电话的时候一只手会离开方向盘，此外，他们还担心接听电话会转移司机的注意力。有一点很重要，我们应该意识到，心理学家提出这些担忧远远早于真正用移动电话来做的实验研究（见Strayer & Johnston，2001）。心理学家通过理论预测手机事故问题，而这个例子中的注意力有限加工理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存在了（如，Broadbent，1958 ；Kahneman，1973）。这一信息加工理论是通过大量的实验验证（上百个实验室研究）建立起来的，开车使用手机提供了一个机会，正好可以用这一理论来预测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事实也是如此，后来使用移动电话进行研究，结果证实了心理学中注意理论的预测：移动电话的使用确实是引发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Insurance Institute for Highway Safety，2005 ；McEvoy et al.，2005 ；Redelmeier & Tibshirani，1997，2001）。

道格拉斯·穆克（Douglas Mook，1983）就一个例子阐述了心理学中通过实验来验证理论的观点以及间接应用的性质。20 世纪30 年代，塞里格·海奇特（Selig Hecht）在《普通实验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General Experimental Psychology）（Murchison，1934）里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视觉敏感度的研究，谈到了暗适应的现象。你可能有过暂时性“失明”的经历，比如当你走进一个漆黑的电影院时。但是，当你在位置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应该就能注意到椅子、人以及其他物体慢慢变得可以看见。如果你继续关注这个现象，你会发现视敏度不断升高的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分钟之久。

这种现象叫做暗适应，它会经历两个阶段：首先是在进入一间漆黑的屋子时，视敏度迅速小幅度地升高，之后缓慢大幅度升高。海奇特把两部分的升高曲线和视网膜上的两种感光细胞联系起来。密集分布在中央窝中心（视网膜的一部分，用于聚光）的视锥细胞，对红光非常敏感。分布在中央窝外围的视杆细胞，没有那么密集，而且对红光不是很敏感。海奇特根据这些事实建立了一个理论，即暗适应的最初阶段（视敏度小幅地快速升高）源于视锥细胞的适应，第二阶段（在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视敏度大幅升高）源于视杆细胞的适应。

穆克（1983）提醒我们考虑一下海奇特的实验环境是完全非自然的。（非随机取样的）被试在暗室里进行反应，根据他们是否察觉到微弱的红色闪光，回答“是，我看得见”或者“不，我看不见”。正常情况下，我们不会在日常生活中对微弱的红光作“是”或“否”的反应。然而由于海奇特并不考虑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推广到那些在暗室里对红光做“是”或“否”的反应的个体中去，所以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否真的发生过无关紧要。海奇特所关心的是，如何根据实验室中建立的事实来验证相应的理论，从而能解释视觉系统所特有的一些基本过程，如暗适应。他并不关心他的实验情境是否符合现实世界的情况，而是关注是否能充分分离出他想研究的特殊视觉过程。

海奇特的研究发现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并不是因为他的实验情境的性质是人工的或是自然的，而是因为根据这些研究结果可以建立一个有关基本视觉过程的理论，而这个理论可以与许多视觉现象相关联。他的研究揭示了人类视觉系统中各个部分之间的功能关系，而这恰恰是因为他的研究情境经过了人为的精确控制。如果这一理论模型是正确的，那么它应该能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情境，可以用来解释许多行为现象，即使所处的情境与发现这一理论的情境完全不同。换句话说，海奇特的研究结果通过对理论的影响而产生了间接的应用价值。例如，海奇特的研究结果促进了对夜盲症的治疗，改善了X 射线的识别问题（Leibowitz，1996 ；Mook，1982）。更引人注目的是，二战期间，英国飞行员在闪电战中等待希特勒轰炸机的夜间袭击时，戴上了红色的飞行眼镜（因为视杆细胞对红光不够敏感，可以保持暗适应；见Mook，1982）。从在实验室里判断小红点到辨别伦敦上空危险物体的移动，这一鸿沟是由理论跨越的，而不是通过把海奇特的实验室改造成喷气式战斗机得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