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小红猪小分队

如果周围人心神不宁时英雄还能镇定自若，是因为英雄其实蒙在鼓里么？——戏仿吉卜林[1]的诗作《如果》

沃纳·福斯曼（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福斯曼的研究生涯因战争而中断，这点颇具讽刺意味。因为战时是科研活动的高潮期，各国政府都不惜重金想要提高战斗力和拯救病员生命。

福斯曼的诺奖提名词表彰了他敢于尝试危险实验的勇气。事实上，他的勇气还体现在战争期间：当他在野战医院给伤员做手术时，俄军炮兵部队的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而他不为所动继续工作。然而，勇气也会带来麻烦，会让人陷入他人避之不及的境地。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人们无疑会歌颂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猛士，但往往会忽略 在大后方默默展现胆识的勇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有数千名国民志愿担任消防、防空、军需以及拆弹等工作，正是他们支持着国家取得了胜利。

二战时期，直到英国多个城市发生炸弹爆炸事件，战争部才意识到还没有人能处理尚未爆炸的炸弹。那时候还根本没有什么拆弹小组。于是当局广而告之招揽愿意尝试拆弹的人士。不畏挑战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便挺身而出携手合作。一位设计师志愿报名时铿锵地表示希特勒“正在变成一个残暴的威胁”。有一个新组建受训的拆弹小组，全部的成员包括一位伯爵以及他的秘书官和专车司机。这些人接受的训练十分粗浅。有位受训者回忆说，教官倒是给他们展示了各种各样的英国炸弹，可德国炸弹他只拿得出唯一的一颗。当他们问外壳上的标记是什么意思时，他也完全说不出来。受训者看过引信长什么样后，就分组出发开始处理未爆炸的炸弹了。

任务实际上十分艰巨。整整八个月，恐怖难挨的八个月，伦敦及其他城市遭到德军大批轰炸机的狂轰滥炸。用一名中队队长的话来说，“德军一望无际”。单单在伦敦，德军每晚投下的炸弹就有1000吨。防空警报一响，市民或逃到地下，或躲进花园中半埋的金属桶内。有时一次空袭要持续12个小时甚至更久，而且，夜复一夜。若是去问操着伦敦土话的妇人她丈夫在哪里，她的回答是：“那个懦夫哇，躲在军队里呐。”

某日清晨，经过一夜轰炸的街巷照例又是遍地狼藉，而散落在某大街的残骸却都敷着一层蜡 ——原来，杜莎夫人蜡像馆也遭到了炮击。令人惊奇的是，造成这些伤亡的主要原因却不是炸弹爆炸，而是伦敦的高射炮。这些高射炮以最大仰角朝着天空砰砰发射。炮手坦白根本打不中敌机，但震耳欲聋的炮声对提高士气大有好处。不巧的是，士气偏偏因此遭受到了打击。那些冲上天爆炸开来然后又纷纷散落的是榴霰弹。发烫的金属弹片将屋顶和路面打得啪啪作响。据估计，死在这些弹片下的人可比死于炸弹的多得多。

“警报解除”的声音响起时，只不过意味着敌机已停止空投，但并不表示炸弹不再爆炸。每天一早，拆弹小组和送奶工一样准时开工。你可别怪他们的工具复杂得过了分：包括一把扳手，一把手摇曲柄钻，一根带钩的绳子，一个照明镜，一捆细线以及一把铲子。那些尚未爆炸的炸弹大多深深地嵌在地里，需要挖上一个大坑才能发现炸弹的外壳和固定引信的螺帽。

很不幸的是，拆弹小组并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十个炸弹里有一个发射后并不爆炸，可拆弹小组区分得了真正的“哑弹”和未到点的定时炸弹么？但不管是哪种，都没有好事。不确定的 “哑弹”也许看到扳手就一个激灵爆发了，而真正的定时引信到底设定了多长时间也让人难以捉摸，操作人员根本不知道这些炸弹是设定在两天以后爆炸还是两分钟内就会爆炸。某军官草草查看了一个 UXB（落地后没有爆炸的炸弹）后就去召集组员。就在他们朝炸弹所在地走去时，轰的一响。幸好他们没开车，到得稍许晚了一会儿，不然全被炸个正着。

除了常规炸弹外，纳粹德国空军还空投一种长约2.5米、粗有60厘米的鱼雷形水雷。这种炸弹带有降落伞，像槭树的翅果那样慢悠悠打着转下落。炸弹内装有三硝基甲苯（TNT），爆炸产生的气浪足以把人抛至400米开外。这种炸弹大部分装着定时引信，有一部分是磁引信，甚至能被附近的铁铲引爆。

理论上，只要拆掉了引爆装置，就算是拆掉了炸弹。实际操作起来，这个工作往往既耗时又危险。到1940年10月时，全英国已经积压了3000枚等候拆除的UXB。

当年有一枚炸弹落到了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的地基旁边，被人快速地挖了出来，然后装上货车飞快地穿过伦敦东区，最后来到哈尼克尼沼泽（Hackney Marshes）。炸弹在那儿爆炸，留下一个直径30米的弹坑。

正因为拆弹的风险极高，程序上要求保证每次只能有一名拆弹人员处在危险中。进行拆除作业的人员要把每一个动作报告给安全范围以外的后备队员，由后备队员一一记录。这样，一旦有什么“差错”，后备队员就能知道之前的正确做法是什么，哪一步则是错误的，换他上阵时就可以避免同样的错误。

通常弹药检查人员（Ammunition Examiner，人们一开始这么称呼拆弹专家）是跪在深坑的泥地里工作的。设想一下，巨大的炸弹隐约呈现在他的上方，他要拉紧螺帽用力把它旋松，一旦引信失去固定，他就开始将其轻轻地拆离。只有把引信差不多全部拆出来后，他才知道另一头连着的是什么。敌军还可能给炸弹添加第二根引信，或者将引信与灵敏的传感器相连，这都让拆弹工作难上加难。有时拆弹专家并不是把引信完全拆除，而是采用给炸弹“钻孔”的方法：用手摇曲柄钻在炸弹外壳上打一个洞，然后利用手电筒和小镜子观察黑黝黝的炸弹内部。拆弹专家就像一个过于谨慎的牙医，从不会失手触碰任何不敢碰的地方。他会全面观察引爆装置，然后形成一个拆弹计划。此时，他的双手在颤抖，全身在发热，汗水流入双眼模糊了视线。此刻，他正孤身一人处在这个世界最孤独的地方。

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把拆弹称作“最为凶险的任务”。而当德军开始用炸弹外壳上的数字来误导拆弹人员，拆弹工作更是险上加险。那些数字本来是用于识别引信类型的，德军故意标错数字，让拆弹人员误以为手中正待拆除的引信就是过去成功破解过好几次的类型。而事实上，两者完全不同，并且新的引信更加危险。后来，拆弹小组的一名检查人员在拆除新引信时，引信因为受了潮，噗的一下熄了火，这个幸运的检查人员因此仔细检查了还保持完整的引信。直到此时，英军才识破德军的诡计。这下解决了一个难题。另一位拆弹专家发明的新方法是，利用液氮冻结炸弹电池，从而切断引爆装置的电源。

还有一个拆弹专家记起，十年之前德国一家公司曾经想把自己的引信设计卖给英国空军部。于是他去伦敦专利局翻记录，一查之下，果然发现该公司的专利，里面包含双联电容电路的图纸，而这种可怕的引信当时正让英国的拆弹小组无比头痛。设在布莱切利公园（Bletchley Park）里的英国密码局怎么没人去翻翻加密设备（编译密码的机器）的专利呢，说不定就碰巧查到了转轮密码机ENIGM A的设计细节，从此破译德军密码还不就是一宿的功夫么。

20世纪40年代的拆弹小组，组长的平均工作寿命为七到十周。前面提到的那位志愿者伯爵，在成功拆毁了34枚炸弹后，被第35枚炸弹拆毁。大难不死者背负的重压可想而知。丘吉尔前去劳军鼓舞士气，发现拆弹小组的成员们看上去与其他勇士很不一样：“他们满身疲惫，形神憔悴，面色苍白……我们总是滥用‘顽强不屈’这个词，但只有 UXB拆弹小组才真正配得上它。”

炸弹爆炸时，假如检查人员就在近旁，那么爆炸产生的气浪会冲入他全身上下每一个开口，将整个人炸开。与此同时，炸弹外壳也在瞬间炸成碎片，变成一把把超音速剃刀，使人粉身碎骨。想要埋头俯身，但根本无处可避。

但是，最让人害怕的并不是这种一瞬间的灰飞烟灭，而是不那么严重却让人重伤致残的事故。

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ictoria Cross）级别相当的乔治十字勋章（George Cross），是用于表彰在大后方为国防勇猛拼命的英雄。这一勋章的获得者大部分是拆弹人员。他们并非不知害怕为何物。有一位曾经在工作时发出惊恐的叫声，最后被人拖出弹坑，原因是他看到坑里有一大群老鼠。

二战结束时，英国有大约200万吨弹药，包括13万吨毒气罐、60万吨德国炮弹，而这些全都需要销毁。德国的军火当时有一部分已被同盟军破坏，弹壳被击碎损坏，因此有难以预料的危险性。烈性炸药全部炸光；推进剂和轻武器弹药60吨一次分批烧毁，烧毁时好像有上千架机关枪在同时开火。那些毒气武器则由17艘船载着，尽数倾入大西洋。

这期间大大小小的事故不计其数。在引爆37吨内装硝化甘油的手榴弹时，3千米外的特劳斯菲尼兹（Trawsfyndd）也有无数屋顶被炸塌。1946年，德国的一列火车正在等待人们往上装运炸药，其中一包炸药突然爆炸，继而引爆了周围的炸药。满载弹药的两辆卡车与29节车厢全部化作炮灰。为了扑灭火焰避免继续爆炸，处理小组奋战了整整一夜。这场事故只有8人身亡，倒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40年代，去世的所有拆弹人员中，有三分之一是在大战结束之后的弹药处理工作中殉职的。

如今我们还是时不时会发现 UXB，有时是在花园里，有时是在壁炉上。70年代英国拍了部电视剧，《拆弹组》（Danger UXB），让观众赫然意识到，祖父母留下的传家宝可能是货真价实的杀伤性蝶式炸弹，里面装的是榴霰弹。一名房地产经纪人给陆军军械队打来电话，要求他们把他在清理已故主顾的财产时收集到的一堆东西统统搬走，包括手榴弹、炮弹、雷管、弹药和地雷。还有一位退役多年的空军中队长，在得了痔疮脱肛后一直拿一枚炮弹当成按摩工具使（按他的说法差不多是这个意思），直到有一天那东西突然消失在眼前。他在急诊处不仅受到了护士们的照顾，边上还有憋不住笑的拆弹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