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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由朱机翻译的《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一书。

译者:朱机

关于本书 by odette

初读这本书,很多人也许会给其中描述的科学家打上“怪人”的标签。是啊,瞧瞧他们都干了些什么:升上万米高空,潜下最深海沟;给自己注射恶性病患者的血液,往心脏送导管,在后背做伤口;吞下血吸虫、霍乱弧菌、盐酸以及各种各样简直没法说的东西……

这群“自体实验者”秉承演化生物学家J.B.S.霍尔丹的训诫:“如果你不会在自己身上做这个实验,就不要拿别人来做。” 于是他们舍身实验,一次次将自己的肉身推入未知的险境,却欣然而往,冷静记录,甚至为结果而雀跃。

全书分为十八章,每章一个主题,涉及的主要人物有四五十位。在整体篇幅并不很长的情况下,这样的故事密度可能听起来有些“拥挤”,但作者特雷弗·诺顿深谙谋篇布局之道,将内容排布得秾纤合度,丝毫不显局促。

诺顿退休前是位海洋生物学教授,用学生的话来说,他讲课有趣到不行,“dangerously interesting”。目前专事写作的诺顿在书里也延续了这种风格,他总会在自己的科普书中融进历史、文学和传记写作的元素,语言优美的同时不忘抓住机会展示英国人特有的促狭与刻薄。

比如,提到麻醉术出现之前的外科手术,诺顿写道:“手术可谓有计划的暴力行为,病人嗷嗷惨叫的恶习分散着医生的注意力,痛得打滚的惨状让刀工精准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经验丰富的医生用放血法让病人昏迷,或者把他们掐到失去知觉,再或者放个木碗在病人头上然后抡上一棍把他们敲晕。”

幸运的是,译者朱机的语言与原文颇为契合,书中微妙的幽默感都得到了妥帖安置。

纵然内容耸动,语言时有戏谑,但随着阅读的进行,你多半会忘掉“怪人”、“疯狂”这样的字眼,转而被这些自体实验者的深挚用心所感动,也为偶现的牺牲者叹惋。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声名显赫,然而我们的确有理由了解并记住他们。

另外,译者和编辑将书中主要人物的信息集中整理,做成了原版书没有的“附录”,也算中文读者的福利了。

当然,“我们不提倡读者尝试本书中描写的任何一个实验”。

就算要截去我的腿, 我也绝不使用氯仿。我永远不想放弃我自己。——— 巴尔扎克

约翰·亨特明确指出,手术是没办法的办法。这也正是病人一贯的想法。过去的手术可谓有计划的暴力行为。躺在手术桌上是痛苦的煎熬,好像一脚踏进了鬼门关。病人嗷嗷惨叫的恶习分散着医生的注意力,痛得打滚的惨状则让刀功精准变成几乎不可能的任务。那么,让病人不省人事怎么样?

13世纪有个内科医生给病人开一种猛剂,以鸦片、莨菪、毒芹、曼陀罗花(一种有毒的茄属植物)等混合制成,他声称这药能让病人陷入“死一般的沉沉昏睡,被刀切割也毫无知觉”。病人可不是在装死,是真有可能死了。实践经验更丰富的医生则用放血的方法让病人昏迷,或者把他们掐到失去知觉,再或者干脆放个木碗在病人头上然后抡上一棍把他们敲晕。

到了18世纪晚期,医学专家已经掌握了应对手术剧痛的方法。规则简单易行:

1 把手术室设在其他病人听不到的地方;

2 充分理解可怜的外科医生的悲惨遭遇;

3 把病人捆牢放倒;

4 让病人咬住医生的拐杖;

5 下刀要迅速。

外科医生非得是经验丰富的壮汉不可。约翰 ·亨特就在伐木场练就了一身执刀握锯的技艺。他哥哥威廉管外科医生叫作“用刀武装起来的野蛮人”。但至少有一点,他们动作麻利。切泽尔登(William Cheselden),约翰的门生之一,摘除膀胱结石不消一分钟;李斯顿(Robert Liston),伟大的英国外科医生,截一条腿只用28秒。手术室不愧是他的舞台,每场表演前他都要冲着观众大喊:“给我计时,先生们,计时!”在奋力打破自己纪录的过程中,李斯顿不仅截掉了病人的腿,还顺带切下了病人的一个睾丸,以及助手的两根手指。

英国女作家范尼·伯尼(Fanny Burney)这样描述乳房切除术的可怕经历:“当恐怖的钢刀刺入乳房——沿着静脉、动脉、肉、神经切下……我大声尖叫起来,整个手术过程一直不停歇地尖叫……那种剧烈的极度痛苦……任何语言都无法描绘……我感觉到刀在胸骨上——刮擦着它。”

日本的外科手术原本也贯穿着不相上下的剧痛,直到后来一位名叫华冈青洲(Seishu Hanaoka)的外科医生有了番作为。他从欧洲的书本上习得外科技术,为控制疼痛又转求中医。他做了二十年动物实验,然后觉得掌握了植物提取物的正确配比,既可以钝化疼痛又没有危险的副作用。他信心十足地在自己妻子身上试验。她变瞎了。

不屈不挠的他继续研究,最后终于调制成功,其中的成分我们今天知道有镇静、止痛和肌肉松弛的效果。1804年,他为一名乳腺癌妇女无痛切除了肿瘤,此后又完成了150例无痛手术。可惜的是,当时的日本闭关锁国,华冈青洲的麻醉术一直是个秘密。

与此同时,欧洲的一些医生正热切地吸入各种新发现的气体,想看看它们是否会有什么疗效。有一个人对此深信不疑,那就是英国医生托马斯·贝多斯(Thomas Beddoes)。这人有点儿不同寻常,他把母牛送进病人房间让病人吸取动物呼出的“恢复性气体”,但他只成功地毁掉了病人卧室的地毯。他在温泉小镇布里斯托建了一所气体疗养所(Medical Pneumatic Institution),打出广告说气疗包“治”百病,从性病到瘫痪,有多种气体可供吸取,包括氧气、二氧化碳甚至后来成为自杀者最爱的一氧化碳,因为一氧化碳会给脸颊增色。

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疗养所的研究主管是汉弗莱·戴维(Humphry Davy)。时至今日,人们记得的他的最大成绩就是发明了矿工安全灯,但他在有生之年那可是赫赫有名。他有天才的表达能力,把科学作为致富的工具卖给实业家。借此,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戴维到气疗所时才二十一岁,可他很快确定那些气体的好处只是夸大其词。他亲自尝试了许多蒸气。呼入一氧化碳后他“坠入虚无,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刚够从隙开的嘴唇中拔出接口管……说真的,要是我吸了四口或五口而不是三口,它们会让我登时毙命”。他赶紧呼吸纯氧才捡回一命。但他的热情没有被惊恐打倒。一星期后,他又去闻一种挥发性的溶剂,造成会厌灼伤,人也窒息了。在这些严酷的考验中,哪怕觉得已经快不行了,他还在冷静地测量着自己的脉搏数。

戴维的同事们每次在第二天一早看到他都会松一口气。有人评价他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好像他还有两三条备用命以供不时之需”。

看到有人说一氧化二氮是 “接触传染之源”,动物接触后会立即死掉,戴维打算试试是不是这样。“我知道这个实验有危险。”他承认。一氧化二氮会醉人,此外,当时即便是最无害的气体也因为混杂有其他气体而有致命的可能。他一点点加大剂量,最后达到一周内每天吸三四次的程度。

幸好没有不良作用。实际上,这种气体给人以一种“十分愉悦的悸动……我脱开了与外界的一切连接:我置身于一个全新的世界,脑子里是各种新奇的念头。理论,想象,发现,围绕着我”。戴维沉醉在理论的世界里,每天的吸入量很快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25升。他觉得这种气体还有助于他诗兴大发(事实上没有)。他将气体馈赠给朋友,包括以编写同义词词典闻名的罗杰(Peter Mark Roget)、诗人骚塞和柯勒律治[①]。骚塞写道:“它让我哈哈大笑,从头到脚兴奋不已。戴维确乎创造了一种新的欢愉……我肯定这种创造奇迹的快乐气体就是天堂的空气。”而快乐,正是富裕的布里斯托人寻觅的东西,光顾疗养所的人与日俱增。

机缘巧合向来是研究人员的好朋友,这一次同样发挥了作用。因为长智齿的缘故,戴维牙龈发炎正痛得不行,可是吸入一氧化二氮后,疼痛竟消失了。总能一眼发现应用价值的戴维写道,由于一氧化二氮“看来能够铲除肉体的疼痛,它也许可以有效地用于外科手术”。这正是每个病人梦寐以求的奇迹:无痛手术。叫人费解的是,戴维再也没有继续下去,尽管有许多医学生将一氧化二氮奉为欣快感的使者,把它看作实用的止痛剂却是四十年后的事。

一氧化二氮,戴维所称的笑气,成了派对必备。博物学家舍拜恩(Christian Sch?nbein)参加了一次花园派对,看到笑气助兴下,宾客滑稽荒唐地将花坛蹂躏得一片狼藉,他沉思道:“也许,将来晚宴的最后,我们的社会风俗不再是饮香槟而是吸笑气,而假使那样的话,气体工厂肯定少不了。”今天的派对也还是老样子。2007年7月, BBC新闻报道说俱乐部会员的最新风潮乃是从气球中吸取一氧化二氮。

笑气还成了游乐场的最爱。就像时下有催眠师哄骗志愿者上台,让他们在催眠的作用下出丑一样,过去的表演者从一阵阵气体中制造出逗人乐的滑稽动作。志愿者要捏住自己的鼻子,从一个袋子里吸气。袋子拿走后,看到他呆坐在那儿“仍然捏着鼻子,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么好笑的姿势会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而那个醉了的家伙会猛地从椅子上跃起,然后满舞台地东蹿西跳,笑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1844年,自称“教授”的考尔顿(Colton)把这种乐趣带给了美国康涅狄格州娱乐匮乏的哈特福德人。当地一名牙医霍勒斯·韦尔斯(Horace Wells)也在观众当中。韦尔斯曾对假牙做了些改进,可是没能如愿发财,因为要安假牙就得先把残存的烂牙根拔掉。那时候拔牙是桩剧痛难忍又鲜血淋漓的事,往往见上一眼牙医,牙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在考尔顿的表演中,有个东蹿西跳的志愿者撞到了小腿。他回到座位后,韦尔斯问起他的腿怎么样。伤虽然严重,那人却什么感觉也没有。韦尔斯立刻悟出是这种气体钝化了疼痛。他说服考尔顿第二天把装置带到他那儿。考尔顿给韦尔斯来了点一氧化二氮,另一个牙医则拔掉了他的一颗牙。韦尔斯欣喜若狂地喊道:“这是迄今最伟大的发现。我觉得还没有被钉子戳一下来得痛。”他觉得自己能够驱逐疼痛,最终为牙医带来福音。

接下来的几天内,韦尔斯毫不费力地给15位病人拔了牙。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在医学界面前证明无痛拔牙。于是,没过一个月,他就被安排在波士顿很有威望的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演示。不过为时太早啦。他还不知道没有知觉不必然等于对疼痛不敏感,也没意识到不同的人也许对同样剂量的气体有不同的反应。围观演示的医学系学生焦躁不安,做介绍的外科医生沃伦教授(J. C. Warren)则明显表露出怀疑。“这位先生,”他宣布,“自称(pretend)他有能消除外科手术疼痛的东西,想要告诉诸位。”“自称”一词让韦尔斯紧张起来。可以理解,参与演示的病人也紧张起来,一失手把器械打翻在地,观众哄堂大笑。韦尔斯匆匆麻醉了病人,拔去了牙。尽管没有往常的尖叫挣扎,病人一声响亮的呻吟却回荡在大厅。观众报以嘲笑与“骗术”的大声斥责。

由于韦尔斯施加的气体太少,病人没有被完全麻倒。这是一场灾难,公众的羞辱让韦尔斯从此一蹶不振。他的余生在后悔与责难中度过,并且一直靠闻一氧化二氮寻求慰藉。原本能让他赚钱的气体却毁了他的人生。

讽刺的是,一氧化二氮后来成了牙科麻醉的特选。到1883 年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表兄乔治开的坡氏化工厂(Poe Chemical Works)向全美的5000位牙医提供一氧化二氮,其中一位克里夫兰的热心人士订了4000加仑(相当于1.5万升)。

除了愤慨,让韦尔斯更感到侮辱的是,让公众注意到麻醉的人是他以前的同事,威廉·莫顿(William Morton)。莫顿是一名牙医,也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他从前的化学老师杰克逊医生(Charles Jackson)建议说硫化乙醚(硫酸与乙醇混合后得到)也许比一氧化二氮更有可能成功。

随着禁酒运动高涨,酒类销售受到打击,抿一点乙醚成为流行。社会上有一种常见的“乙醚乐”(乙醚狂欢会)活动。一位伦敦名医治疗过的慢性乙醚中毒者包括“受过教育的有修养人士……大多是妇女;男子则均为医生”。莫顿把乙醚称作“教授与学生的玩物”,乙醚在社会上的广泛使用也让莫顿相信它是安全的。或许他忽视了小到呕吐大到死亡的无数并发症。又有人说乙醚蒸气会引起爆炸——这在靠明火照亮的世界里可不理想。于是莫顿吸入乙醚然后对着火焰呼出来。幸好没有爆炸,只是点燃了细蜡烛。

在活人身上检验效果之前,莫顿决定先在可以任他摆布的东西上试试——他太太的宠物狗,还有她养的金鱼。结果是,它们以及他的婚姻都经受住了考验。接着,他出去寻找乐意被麻倒并被拔掉一颗牙的志愿者,他想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坏处。一点不奇怪,一个都找不到,哪怕有五块钱的报酬。于是,莫顿把自己关在办公室,用一块浸泡了乙醚的布塞住自己的嘴。乙醚这东西很容易过量,吸一次就可能有危险。转眼间莫顿倒地不支,眼见性命难保。幸运的是,布从他脸上掉了下来。大约过了8分钟,他苏醒过来。太太听到他的冒险尝试后几近崩溃。莫顿的下一个实验是让他的助手在乙醚的辅助下给他拔牙。刚巧这时有个做薄饼生意的人因为害牙痛前来看病,愿意替他当实验对象。莫顿把他烂掉的前磨牙扳了下来,病人没有感到疼痛。

自信满满的莫顿安排了一场演示,地点还是在韦尔斯曾遭受羞辱的那家医院。过了预定的手术开始时间,莫顿才姗姗来迟。沃伦医生,就是那位为韦尔斯主持悲惨演示的医生很不耐烦,但莫顿很快麻醉好了病人,然后用演员一样夸张的动作宣布:“您的病人准备好了,先生。”沃伦医生切开病人的脖子,摘除了一个差不多有台球那么大的肿瘤。让所有人惊愕的是,病人一声不吭。等到手术结束,沃伦医生大声地喝彩道:“先生们,这不是骗术。”病人也说自己没感觉到痛,仅仅觉得好像有 “锄头在刮着”自己的脖子。

三周之后,一个叫爱丽丝的年轻姑娘成为头一个在麻醉情况下接受腿部截肢手术的人。外科医生干完活后把姑娘唤醒,问:“你准备好了吗?”她说:“是的,先生。”医生回应道:“很好,手术完成了!”边说边挥舞着截下来的腿。爱丽丝惊得昏厥过去。

消息很快传开。莫顿演示之后两个月不到,李斯顿,英国的那个闪电截腿者,用乙醚做了一次手术。他惊呼:“这美国佬的伎俩完全让催眠术一败涂地。”美国作家奥利费·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给莫顿的信上首创了“麻醉”(anaesthesia)这个词,其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没有感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吸入一点乙醚,我们便带着回程票跨进了死亡的未知世界。”

莫顿这么做是为了钱,或者如他自己所言,是为了“个人权利与利益”。然而麻烦接踵而至。乙醚和 “上帝的阳光一样免费”,他不能拿一种1540年就为人所知的化学物质去申请专利,于是他试图换个新名字“忘川”(忘川水乃是流经冥府的一条河)来兜售他的产品。但医生们很快发觉那不过是以前的乙醚罢了。莫顿不干牙医了,一心想要世人承认是他发明了麻醉术,可其他申请者从四面八方站了出来。佐治亚州的医生克劳福德·朗(Crawford Long)在四年前成功地利用乙醚切除了肿瘤,并且还有此事的正式证明书,而他既没有将其发表也没有让医学界的专家注意到他的发现。

曾建议莫顿使用乙醚的杰克逊也宣称自己才是麻醉术的发现者。不过,杰克逊同时还在申请火药棉的发明权,并且正与摩尔斯(Samuel Morse)打官司,声称电报的主意是他告诉摩尔斯的。亢奋的掘金者也不及他为各类声明下的赌注大。

优先权的争夺严重损害了莫顿的健康,他在读到一篇支持杰克逊的申辩文章后几乎精神崩溃。莫顿在四十八岁时死于中风,彼时一贫如洗,至死也没有获得承认。杰克逊也没有胜利。他变成了酒鬼,在莫顿的墓碑前向死对头咆哮。最后死在了精神病院。

莫顿过去的同事韦尔斯,境况也很糟糕。周围尽是些为乙醚你争我夺的人,韦尔斯因为自己早先关于一氧化二氮的工作被人遗忘而愤愤不平。现在他成了推销员,成日价吸着原是为卖钱的氯仿。他因为向两个女人投掷酸液而被捕,尽管显然是出于摆脱街上烟花女子的目的。狱中的韦尔斯在氯仿的作用下砍伤了自己腿上的主动脉,失血而死,年仅三十三岁。与他疏离的妻子控告莫顿偷了韦尔斯的发现逼得他发疯自杀。而就在听闻韦尔斯死讯的那天,她收到一封信,信上说巴黎医学学会(Medical Society of Paris)承认他是麻醉术的发现者。今天,韦尔斯仅有的认可刻在他的墓碑上,以及他家乡哈特福德的汉堡王(Burger King)壁挂上。

如今,单单在美国,每年就有500万到1000万病人在手术中接受混有一氧化二氮的麻醉剂。但是,至少就大手术来说,它的时代也许就快终结了。最新的研究显示,用氧气取代混合物中的一氧化二氮可降低致命并发症的发病率。

詹姆士·辛普森/图片出处:维基百科

乙醚尽管也在外科手术中广泛使用,但它又难闻又刺激肺部,病人在被完全麻倒前会剧烈颤动。爱丁堡大学的年轻产科学教授詹姆士·辛普森(James Simpson),闪电侠李斯顿的门生,曾尝试用乙醚减轻产妇分娩的痛苦。但他觉得一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只是目前尚未发现的麻醉剂。于是他开始东闻西嗅一切可以找得到的蒸气。他邀请医生朋友和亲戚参加他的溶剂晚会(solvent soirées)。晚会并非在觥筹交错中迎来高潮,而是大家一起来闻上一次晚会之后他弄来的各种溶剂。由于大家经常对所闻的东西有什么性质以及是否有毒统统一无所知,这种活动十分危险。备选的液体中有现在我们熟悉的洗甲水成分丙酮、火箭燃料的组分硝酸乙酯,以及有毒的强效致癌物苯。这些可怕的东西基本上因为气味难闻、让人头疼或者刺激肺而遭到淘汰。要不然,它们大概就会因为害死了聚会的众人而被载入史册了吧。在1847年的一次闻味聚会中,他们试了试气味甜津津的氯仿。辛普森的第一印象是:“这比乙醚更好,作用更强。”然后,他发现自己躺在了地上。的确,“我们都在一瞬间倒地”。他们又试了一次,结果又倒了一次。他太太的侄女吸入的气体最少,但也激动地大叫:“哦,我是天使!”

氯仿是粗心大意的美国人格斯里(Samuel Guthrie)在自己身上做实验时发现的。他是个痴迷爆炸物的发明家,决心要改进火药。按他自己承认的,他的实验造成了成百次意外爆炸,有一次极其剧烈,搞得工作间的屋顶都被掀掉,墙也塌了。格斯里常常不得不逃命,身上无论何时都是东糊一块西焦一块。

1831年,格斯里开始挖掘如今用作杀虫剂的氯化醚的商业潜力,当时人们认为这是种兴奋剂。等到化合物炮制出来,没有得到氯化醚,却得到了氯仿的醇溶液——尽管他还不认识。用水一兑它就变成了“极甜极香”的烈酒,于是他在当地卖起了格斯里甜威士忌。此酒大受欢迎,连令人尊敬的老妇人也喝得醉倒路边。格斯里没料到的是,这玩意儿导致遗忘的能力成了它最大的商业卖点。

十六年之后,也就是辛普森头一次闻到氯仿后的第四天,他给一位先前一次怀孕时待产三天还是没保住孩子的孕妇用了氯仿。这位孕妇醒来时无法相信自己已经生产完毕。她为新生的女儿起名叫“麻醉”。几周之内,爱丁堡皇家医院的所有手术都用上了氯仿。

尽管大多数外科医生热爱麻醉,也有少数医生嚷嚷着坚持说疼痛是有好处的。有人给医学杂志写信说麻醉是“诱饵,引诱轻信者像放弃自己的金钱一样放弃自己的感觉”。还有人写道:“外科手术中的刀和痛在病人头脑中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字,必须承认这一必然关联。”最强烈的反对则针对给待产的孕妇施加麻醉。

“疼痛,让母亲安全,”另一位男医生宣称,“少了疼痛就是毁了她。”费城杰佛逊医学院的产科教授美格斯(Charles D. Meigs)则让妇女相信分娩的阵痛是“生命力最可取、有益和含蓄的显现”,并且“疼痛与分娩的力量之间有十分必要和有用的关联,此中的麻烦实在没有想起来那么多”。但另一方面,我想他自己可没生过孩子。他似乎对妇女持有不好的看法,曾扬言她们的头脑“对理智来说基本太小,对爱情来说大小刚好”。

怀疑者怎么说无关紧要,孕妇们开始强烈要求使用氯仿。她们受到了名人显要的鼓舞。例如作家狄更斯在太太凯瑟琳接受无痛分娩后写道,氯仿“使用之安全正如其效果之神奇”。而维多利亚女王在氯仿的帮助下产下最后两胎,并称其“无可估量地令人愉快”,此类评价确保了氯仿的流行。

没有比辛普森教授在爱丁堡的住所更受人欢迎的地方了,那儿“每位嘉宾受到的招待并非音乐舞蹈……而是无知觉王国的一趟旅程”。据当地一个内科医生的遗孀后来回忆,在她年轻时,“教授常常拿我们家女孩试他的氯仿实验,母亲毫不害怕,但凡有必要,她十分乐意为科学奉献一两个女儿”。

辛普森成了氯仿的使徒,甚至将上帝归结成第一个麻醉师。因为上帝在抽取一根肋骨创造女人时,“使亚当沉睡,他就睡了: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

辛普森一有机会就大力赞美氯仿的效果,对它的缺陷则视而不见。一个年轻姑娘因为脚趾甲内生需要做手术,用了氯仿后不到两分钟她便死了。可辛普森对归咎于麻醉剂的提法置之不理。他“确信”那是安全的——毕竟,他拿自己试过了嘛。

但死亡率有增无减。最终,一篇综述在调查了80多万例施加麻醉剂的手术后揭示,氯仿造成的死亡率比乙醚高4.5倍。许多死者几乎是瞬间毙命,就像被一枪打中了心脏,甚至有些强健的年轻人也难幸免。过了好多年,医学界才确定了氯仿的麻醉剂量和造成心脏衰竭的致死剂量之间的细小差别。

虽说乙醚和一氧化二氮又渐渐回温,辛普森仍一如既往不遗余力推举氯仿作为首选,哪怕它有可能杀死他十分之一的病人。他还进一步拿自己做实验,继续危害自己的健康。他后来写道: “为了获得其他有益于治疗的制剂,我昨晚呼吸了一些实验的蒸气,现在病了,快撑不住了。”仆人发现他不省人事地倒在地上,很为他的生命担心。他搞不懂,辛普森“再也不会发现比‘三氯’更棒的东西了”,为什么还要冒那么多险。他不知道,强迫症是许多自体实验者的特点。

据估计,有超过10万人死于医疗用的氯仿。辛普森在生命中的最后两年为了控制自己的心绞痛而使用氯仿。1870年,辛普森去世,工作过度和献身实验耗尽了他的生命。能活到五十九岁已实属幸运。

麻醉革新了外科手术。它让病人不用再承受可怕的煎熬,不用再坠入李斯特(Joseph Lister)所说的“致命的休克”。当时有些人认为,病人还是会和以前一样承受那么多疼痛,只是在醒来后忘记了。麻省总医院的沃伦医生,第一个执行麻醉手术的外科医生,对病人会有何感觉有着不寻常的见解:“本该想象刀在娇美的脸上哧啦划开的人,有可能产生一种纯粹的愉悦感么?当器械在最为敏感的膀胱上转来转去,你有可能同时做着充满欢乐的美梦么?”

有了麻醉术,就可以尝试花费时间更久、创伤面更大的手术了。但是,还要再等四十年才有首例局部麻醉的出现。可卡因,最早是为了治疗吗啡成瘾而受到推广。它也是早期可口可乐中的一种成分,而那时可口可乐是作为治疗抑郁和癔病的药物来销售的。无疑它也吸引了许多新顾客。说来不可思议,人们居然曾经对强大的毒品也有生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著名的哈罗兹精品百货公司提供“为我们在国外的朋友准备的礼品盒”,里面包含小瓶的吗啡和带着注射筒的海洛因。

年轻的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带着他自己所谓的“探索者气质”开始测试可卡因作为兴奋剂和催情药的效力。试验之后他大赞可卡因的功效,很不明智地向读者打包票“就算重复用药也不会产生继续使用这种兴奋剂的强迫性需求”。这一点成了他事业中的一项大谬。后来他让自己还有他的好几个病人都上了瘾。

不过,他的确注意到可卡因会让舌头麻木,并向一位眼科医师提到了这一点。要是弗洛伊德肯花时间继续研究这一现象,这世界将会节省多少精神分析的时间,减少多少俄狄浦斯情结的发作啊。说奇怪是奇怪,有那么多医师都留意到了可卡因的麻痹效果,可没人充分意识到它可能的重要性。弗洛伊德的眼科医师卡尔·科勒(Carl Koller)想试试可卡因是不是也有可能麻痹眼睛,方便手术。于是他和同事都往眼睛里滴了一点可卡因溶液,用钉子戳了戳角膜,除了有压力外其余感觉一概没有。科勒把可卡因确立为了眼科手术的理想麻醉剂,人称他为 “可卡科勒”。

也许正是受此鼓舞,纽约的两个外科医生理查德·霍尔(Richard Hall)和威廉·霍尔斯特德(William Halsted)相互给对方的四肢与牙龈注射可卡因,想要让身体局部对疼痛不敏感。

不幸两人都染上了可卡因瘾。霍尔斯特德为“治疗”对可卡因的依赖转而吸上吗啡,在吗啡瘾中度过了余生。1886年,医生们头一次用腰椎穿刺的方法来抽取活人的脑脊液。德国外科医生奥古斯特·比尔(August Bier)想到,也许可以把可卡因注射到脊髓,这样一来,支配注射点以下部位肌肉的神经就会被阻滞。于是他的助手奥古斯特·希尔德布兰德(August Hildebrandt)用空心针扎穿比尔脊髓的保护膜,刺入下面充满液体的空腔。由于他笨手笨脚地给针头接上了一个尺寸不配套的注射器,比尔的脑脊液滴到了地上。吓坏了的助手在堵住漏洞后成了下一个小白鼠。这次注射很成功。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内,比尔兴致勃勃地用羽毛挠希尔德布兰德的脚底板,用带钩的镊子掐他的皮肤,用柳叶刀扎他的大腿一直扎到腿骨,拔他的阴毛,把点燃的雪茄摁熄在他皮肤上,用沉重的锤头砸他小腿,最后还使劲拽他的睾丸。比尔还真是考虑周到,一个部位都没落下。幸运的是,希尔德布兰德的整个下半身对疼痛没有了知觉——直到可卡因的效力消退。这个实验改变了在下半身上实施的手术。比尔名垂医学史,希尔德布兰德则作为被他拽过睾丸的家伙而留名。

如今,不大会令人成瘾的合成物取代了可卡因用于医学和牙科目的。可离开牙医诊所,我们就对成瘾版更为中意了。英国大约有八成的流通纸币被可卡因或海洛因沾染过,伦敦则高达百分之九十九。每年,为了保护不嗅吸毒品的民众,要毁掉价值1500多万镑的钞票。

鉴于没有十足安全的麻醉剂,外科医生仍然需要迅速地完成手术,而不能让病人长时间处于麻醉状态。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些方法,可以减少麻醉剂量但又能满足放松肌肉的需要。或许,一种非麻醉剂堪当此任。解决之道来自南美的土著部落,他们打猎用的箭和镖的尖端都有箭毒。它几乎能在瞬间将猎物杀死——又称“见血封喉”,说明其不大能在手术中派上用场。但当地人也知道,尽管这玩意儿刺破皮肤后会致命,吞下一丁点却通常没有大碍。欧洲有动物实验显示,箭毒会麻痹呼吸肌但不会让心脏停止跳动;利用人工呼吸,动物能够恢复。

1944年,宝威药物公司[②]分离出箭毒的活性成分——筒箭毒碱。临床研究主管弗雷德里克·普雷斯科特(Frederick Prescott)不反对以身试新药。他曾服用吗啡和甲基安非他明(又叫“速度”)的混合物来测试它们是否如理论所说,有助于控制血压。事实上,试验之后普雷斯科特的血压飙升到了正常值的两倍,他不得不去住院,才让重躁症平稳下来。

不屈不挠的他自告奋勇了解箭毒是否有可能有益于手术。他也同样甘当人类小白鼠。兴许,他只是没料到将会有多大的危险。

从最初的试验中完全看不出后面将会发生的劫难。普雷斯科特先是为了检验箭毒是否可以缓解疼痛,而从身上剥下一大块一大块胶布,他说这个试验“相当痛”,箭毒显然没有麻醉作用。

接着,该来真的了。为了确保营造出一种又舒适又真实的气氛,普雷斯科特躺在手术室的桌子上接受了筒箭毒碱的注射,就跟中了医用毒箭一般。在两周多的时间内,由医生和一位麻醉师负责对他间歇注射,剂量逐步增加。最后一次试验刚开始两分钟,普雷斯科特的脸、脖子以及四肢就统统瘫痪,无法动弹了。

一分钟后,他的呼吸肌还处于麻痹状态——可是竟没有一个人注意到。 “我觉得我要淹死在自己的唾液中了,因为我既咽不下去又咳不出来……我感到窒息。”他能听到同事们聊天,可是指头乃至眼皮都无法动弹一下。他又无助又害怕,陷入了昏迷。

尽管团队中的其他人一直在监测普雷斯科特的血压和他超快的心跳,却没有人察觉他的惊恐。由于他们不断在挤橡皮囊给他推气,他也没有脸色发青。最后他们觉得已经收集了足够多的数据,便给他打了一针解毒剂消减箭毒的作用。可是剂量太小。又再做了漫长而心焦的七分钟人工呼吸之后,普雷斯科特才能够自己呼吸。半个多小时之后他才能说话,过了四个小时他才能正常看东西。其余副作用持续了好些天。

虽然试验之前做了仔细的计划,但是他们没有建立一个系统,让人类小白鼠能够在陷入痛苦后发出信号。在新近的试验中,研究人员会在志愿者的胳膊上绑一条止血带来隔离系统中的箭毒,好让志愿者通过预先设定好的手指信号与团队交流。

经历了此番考验后,普雷斯科特又志愿参加了另一项长达45分钟的试验。他犹豫了六个星期,给自己打气,做心理准备,但最终还是决定参加试验。其结果是,经他试验的那种类似箭毒的化合物,今天被普遍用来配合麻醉剂使手术中的病人失去行动能力。

麻醉先锋中有四位对他们测试的药物上了瘾,更多的人则是过早郁郁而终,未能等来他们自认为理应得到的承认。相反,弗雷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是个没指望从同事圈之外获得赞誉的谦让之士。他的大部分家人只是在多年之后读到他讣告的细节时,才了解到他的冒险经历。

自木棍敲脑袋起,麻醉走过了长长的路,而今仍是棘手问题。在美国,据说每天不止一百个病人会在手术刀下恢复知觉。

不久前,卡罗尔·怀赫勒(Carol Weihrer)在一次眼球摘除手术中“醒来”。为此她建议手术室要配一个清醒监测器。“我一点都不疼,”她说,“但我感觉得到可怕的牵拉。医生要费很大的力气使劲拧眼球才能把它弄出来。”


[①]  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英国诗人,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②] 著名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的前身之一。

《冒烟的耳朵和尖叫的牙齿——自体实验者奇闻录》

原名Smoking Ears and Screaming Teeth

科学出版社2011年10月出版

[英]特雷弗·诺顿/著

朱机/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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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11篇文章 5年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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