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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窦东徽、刘肖岑

[小红猪]对伪心理学说不之如何捕捉头脑中的小精灵(上)

小精灵 

如果人们能够从所研究的问题里跳出来,尤其是,如果人们能以史为鉴的话(如本杰明·拉什的例子),就不难识别出那些不能证伪的概念体系。当其例证明显是编造的时候,也很容易察觉其不可证伪性。举例来说,大家还不知道,我已经发现有一种大脑机制在控制行为,你很快就会在随处可见的八卦杂志上看到这个发现。我发现在大脑左半球的语言区附近住着两个小精灵,它们有能力控制大脑许多区域中的电化学过程。而且,长话短说,它们基本上控制了一切事情。但是,有一个问题阻止我们看到它们,那就是小精灵有能力发现任何对大脑的侵入(外科手术、 X光等),一旦觉察到外界的探测,它们就会消失(我忘记说了,它们具备隐身能力)。

毫无疑问,我在这里是用一个更适合小学生的例子来侮辱你的智慧。很明显这个例子是我捏造的,但我对小精灵的假设永远无法被证实是错误的。然而,考虑一下。作为心理学导论的讲师和公开演讲者,我经常被问到,为什么不讲授在过去几年里在超感官知觉(ESP)和通灵学方面取得的那些惊人的新发现。我不得不告诉这些提问者,他们所获悉的大多数相关信息,无疑都是来自于大众媒体,而非科学界所承认的信息来源。事实上,一些科学家曾关注过这类说法,但没能够重复这些发现。我要提醒各位读者,要将一个研究成果认定为确定的科学事实,可重复性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研究结果与以前的数据或现有的理论相矛盾的时候。

我甚至可以坦率地说,许多科学家对ESP研究已经失去了耐心。原因当然与此领域充斥着欺诈、江湖骗术和媒体炒作有关,但令科学界觉醒的更重要的原因是马丁·加德纳(Martin Gardner,1972)所谓的“ESP研究第22条军规”。其运作方式如下:一名“信奉者”(在开始调查之前就相信 ESP现象存在的人)声称已在实验室证明了 ESP。一名“怀疑者”(质疑ESP存在的人)被邀请证实这种现象。通常,在观察实验情境之后,怀疑者会要求信奉者进行更多的控制(我们会在第6章中讨论这种类型的控制),虽然这些要求有时候会被拒绝,但通常善意的信奉者们会同意他们的要求。当加入了实验控制之后,这种现象就不再出现了(见Alcock,1990;Hines,2003;Humphrey,1996;Hyman,1992,1996;Kelly,2005;Marks,2001;Milton & Wiseman,1999)。怀疑者会对这种失败做出正确的解释——早先对这个现象的证实是由于缺乏足够的实验控制,因此结论不能被接受。但他们往往吃惊地发现,信奉者并不承认早先的证明是无效的。相反,他们搬出超感知的“第22条军规”:

他们坚称,心理能量是很敏感的、微妙的,并容易受到影响。怀疑者的“负面感应”是瓦解这一“超感官能量”的罪魁祸首。信奉者认为,怀疑者的“负面气场”被移开后,这种心理能量无疑会回归。

这种对无法在实验室中证实ESP的解释方式,在逻辑上与我编造的小精灵的故事相似。

ESP的运作就像小精灵一样。只要你不侵入性地仔细观察它,它就在那儿。如果你观察它了,它就不见了。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解释,那么向怀疑者证明这一现象就变得不再可能。这种现象只为信奉者现身。当然,这种说法在科学领域是不能接受的。我们没有磁力物理学家和非磁力物理学家之分(即磁场只对前者存在)。以这种方式解释ESP的实验,使得ESP的假设变得像小精灵的假设一样不可证伪。正是这种解释方式,将 ESP排除在了科学殿堂之外。

不是所有的证实都等价

可证伪性原则对于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理论的证实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人认为,一个好的科学理论就是被多次证实的理论。他们假设,被证实的次数是对理论进行评价的关键。但是,可证伪性原则意指,理论被证实的次数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原因在于,正如“敲门节奏理论”所展示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证实都是等价的。证实能否令人信服,取决于预测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暴露在可能被证伪的情境下。一个非常具体的、可能被证伪的预测(例如,一位女士,30岁,5英尺2英寸高,左手拿书和挎包,用右手敲门),比20个不可证伪的预测(例如,一个小于100岁的人)拥有更强的说服力。

因此,我们不能仅关注理论被证实的数量,更要关注验证本身的质量。将可证伪性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就可以使那些使用研究结果的人抵制不科学的、全能理论的诱惑。这种全能理论会不可避免地妨碍我们对世界和人类本质进行更深入的探索。事实上,这种理论的死角也正是最魅惑人的地方,因为它们永远不能被证伪。在纷繁多变的现代世界中,这种理论千年不变。

卡尔·波普尔(图片出自维基百科)

波普尔经常指出,“这些(不可证伪的)理论拥有巨大的心理吸引力,其秘密在于它们能够解释一切事情。预先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你都能理解它,不仅给你智力上的掌控感,而且,更重要的是,让你拥有应对这个世界所需的安全感”(Magee,1985,p. 43)。但是,这种安全感的获得并不是科学的目标,因为对这种安全感的追求是以知识发展的停滞为代价的。科学是一套不断挑战原有信念的机制,在这种机制里,原有信念以一种能够被证伪的方式接受实证检验。这一特点往往使科学(尤其是心理学)与所谓的世俗智慧或者常识直接发生冲突(正如我们在第 1章中所讨论的)。

可证伪性和世俗智慧

心理学威胁到世俗智慧所提供的安逸感,因为作为一门科学,它不能只提供无法被反驳的解释。心理学的目标是对各种行为理论逐一进行实证检验和筛选。某些世俗智慧表述得很清晰,经得起实证检验,这当然是心理学所欢迎的,而且其中许多已经被纳入了心理学理论。然而,心理学并不追求那类事后能解释一切,但事先无法做出任何预测的理论,不追求这种解释系统所带来的安逸感。它不接受那些被设计得永不可变、并代代相传的世俗智慧体系。试图向学生和公众隐瞒这一点无疑是自毁长城。不幸的是,一些心理学指导教师和普及者觉察到了心理学对世俗智慧的威胁给一些人造成的困扰,于是他们有时会通过传递错误信息来试图安抚这种情绪,如“你会学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别担心,心理学不会挑战那些你深信不疑的观点”。这是一个错误,它对“什么是科学”和“什么是心理学”都会造成混乱。

科学寻求概念上的变化。科学家试图描绘世界的真实图景,这个图景可能与我们的固有信念正好相反。现代思潮中有一种危险的趋向——认为应避免让一般大众知道世界的真正本质,一种无知的面纱是必要的,以防公众面对真相时手足无措。心理学与其他科学一样,拒绝向人类隐瞒真相的观点。生物学家米希尔·吉瑟林(Michael Ghiselin)进一步宣称,当知识不能广泛普及时,我们都会蒙受损失:如果我们有健康的邻居,那么我们会过得更好,而通过垄断药品的供应使自己变得比他们更健康的做法是愚蠢的。知识也是如此。我们邻居的无知和不健康对我们一样有害,而无知很可能正是造成他们健康问题的原因。工业的进步和我们所有人都受益于技术性劳动力的供给,我们依赖于他人的技能和专门知识。

同吉瑟林一样,心理学家也认为,当我们被那些对人类行为有误解的人们所包围的时候,大家都会蒙受损失。公众对于教育、犯罪、健康、生产力、儿童福利和许多其他重要问题的态度塑造了我们的世界。如果这些态度源于错误的行为理论,那么我们大家都会受到伤害。

承认错误的自由

科学家们发现,可证伪性原则的一个最具解放意义和最有用的启示是:在科学上,犯错并不是罪过。被证伪的假设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信息,他们可以用来调整理论,使理论更紧密地与数据相一致。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 Daniel Dennett,1995)曾说过,科学的本质就是“在公众面前犯错”(p. 380)。当数据与理论不符时,通过对理论进行不断地修正,科学家们最终构建起能更好地反映世界本质的理论。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可证伪性原则的话,我们生活的质量将会大大改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本节的第一句话中使用“具有解放意义”这个词的原因。它包含着一种个人化的期许,即此处产生的理念能够同时对科学之外的领域有所启示。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一切,当我们的信仰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冲突时,我们最好是调整信仰而不是否认事实和坚持错误的想法,这样我们将会少遇到一些个人和社会问题。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认为:每个人在训练自己的推理能力时都要学会这一点,当他回顾过去时会说“这个问题我当时没想明白”。生活中的人们也需要这种能力,即脸不红心不跳地说:“我当时搞错了。”而科学能让认错每时每刻都发生。你注意到某些东西与你已经思考了很久的事情相冲突或不一致,它会触动你改变想法。这与人们没完没了地去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的做法完全不同(Dos Passos,1964,pp. 150-151)。

当你与某人激烈地争论的时候——也许就是当你给出一个有力的反击来捍卫你的观点的时候——有多少次你会突然意识到你搞错了某个关键事实或论据?这时你会怎么做?你会收回前面的话并向别人承认错误,同时承认别人的解释现在看起来比你的更合理吗?或许不会。如果你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样,那么你一定会“没完没了地寻找一些合理说法来为自己先前的错误辩解”。你试图在拒不承认失败的情况下使自己从争论中全身而退。你最不可能做的就是承认自己错了。这样的话,你和争论对手都会更加疑惑:到底哪一种信念更接近真理?如果争论不能成为公共性的(如在科学中那样),如果正确和错误的信念以同样激烈的方式争辩,如果争论的结果不能得到正确的反馈(如本例),那就没有更可靠的机制使信念与现实相吻合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私人和公开的对话令人困惑,为什么相比所谓的常识或世俗智慧,心理科学在解释人类行为的原因方面更加可靠。

在科学中犯错是正常的,对于科学进步来说,真正的危险是人类有一种固有的倾向,即避免让其信仰暴露在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情境之中。许多科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一观点的重要性。诺贝尔奖得主彼得·米德瓦(Peter Medawar,1979)写道:在能够被更好的假设所取代的情况下,错误的假设尽管是情有可原的,但它们确实会对曾经深信它们的科学家造成严重的伤害。这些人深深地热爱他们的假设,因而不愿意接受否定的实验结果。有时,他们不让自己的理论假设接受严格的检验,而是绕过这类检验,仅仅让假设中无足轻重的部分接受检验,或不断寻求一些边缘化的证据来支持假设,而不愿冒可能被彻底推翻的风险。对于任何时代的任何科学家,没有比这再好的忠告了:一个假设在何种程度上被确信为正确实际上与其是否为真无关。(p. 39;原文为意大利语)心理学界许多最具声望的科学家都遵循米德瓦的建议。在一篇报道实验心理学家罗伯特·克诺德(Robert Crowder)职业生涯的文章中,引述了他的一位同事马扎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的话:“他是我认识的最不维护自己理论的科学家。如果你发现一种方法证明他的理论有漏洞,或者他的实验发现有局限性或有缺陷,他会非常高兴,并和你一起计划如何推翻该理论”(Azar,1999,p. 18)。艾泽(Azar,1999)描述了克诺德如何提出了一个叫做“前分类听觉存储器”的记忆成分理论,然后又仔细地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证伪了自己的模型。最后,进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 John Tooby,2002)在一篇精彩的评论中提到是何种态度使达尔文对科学做出不朽贡献:“达尔文比他同时代的人走得更远,因为他并没有受缚于‘让宇宙符合自己预期’的冲动”(p. 12)。

哲学家乔纳森 ·阿德勒(Jonathan Adler,1998)则采用了另一种说法:“一个真正开明的人愿意跟随证据的引导。开明的人愿意听从公正的调查,而非他自己的预测。科学方法是对世界的印证,而不是对我们自己的印证”(p. 44)。

但是,要让科学发挥作用,并不需要每位从事科学工作的科学家都具备证伪的态度。雅各布·布罗诺夫斯基(Jacob Bronowski,1973,1977)在他的许多文章中指出,科学那种揭示世界真知的独特力量,并不产生于科学家们独特的德行(即他们是完全客观的、他们在解释研究结果时从来不带偏见等)。实际上,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会犯错的科学家们身处一个证实与平衡的程序中。在这个程序中,总会有其他科学家提出批评并发现他们同行的错误。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annett,2002)提出过相同的论点:不是每位科学家都必须表现出罗伯特·克诺德的客观性。正如布罗诺夫斯基和丹尼特所强调的那样,科学家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容易犯错,但认识到他们及其所属团体的犯错根源之后,他们设计出精巧的系统来约束自己,努力防止自身弱点和偏见影响自己的研究结果(p. 42)。心理学家雷·尼克尔森( Ray Nickerson,1998)以一种更为幽默的说法道出相同的观点:科学家们的虚荣心实际上在科学进程中起着作用,“科学家对自己的想法抱有的批判性态度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科学的成功……更真实的情况是,每个科学家都积极地想要证明某些科学家所持有的观点是错误的”(p. 32)。这些作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于科学家的德行,而是源于他们不断交叉检验彼此的知识和结论的这一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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