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想过，在你记忆稀薄的混沌时期——胎儿期与幼儿期——所发生的一切，竟能悄悄书写你命运的篇章？许多在生命早期经历了不幸的历史事件的孩子，在医学与流行病学的研究上扮演了异常重要的角色，供学者们研究并重新思索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环境如何左右人群的健康？生命早期的某些经历何以影响一生？

早早写下的命运？

要探究早期生活与一生健康与疾病之间的联系，就不得不从南安普敦大学的戴维?巴克尔（David Barker）教授说起。正是他首次发现：某些成年、甚至老年的疾病也许与胎儿期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86年，巴克尔在整理英格兰与威尔士地区的出生与死亡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上世纪二十年代婴儿死亡率高的地区，到了六七十年代后，也正是心血管疾病致死率高的地区。他于是大胆推论：既然高婴儿死亡率往往代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出生于这类地区的人们很可能在人生早期就经历了营养不良，而这就成为了他们成年后心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之一。虽然这类无法细究到个人的笼统研究，有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巴克尔却为此着迷，继续探寻下去。

巴克尔与同事追踪了五千多名出生于1911-1931年的英国婴儿，发现那些出生重量轻的孩子^[1] ，在成年后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概率特别高。这篇文章发表在著名杂志《柳叶刀》上，被广为引用。由于出生重量常常被看作是胎儿在母体内营养状况的指标，巴克尔认为这证明了慢性病与生命发展最早期的营养状况息息相关。他在这一领域内不断前行，将研究扩展到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等一系列疾病。正是由于这些研究，“都哈理论”开始引人注目。（都哈理论：DOHaD，Developmental Origin of Health and Diseases，“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理论）数十年间，越来越多的流行病学家受此启发，近入此行，做出许多激动人心的发现。

然而，此类研究也受到许多质疑。有人认为他们所用的统计方法有重大谬误，有人则指出实验设计中的不足之处，还有人指责巴克尔爱对研究结果进行过分解读。此外，母亲的营养状况毕竟只是影响出生重量的诸多因素之一，要从巴克尔的流行病学研究中得出“胎儿期营养不足导致后天慢性疾病风险增高”的因果结论，实在勉强。然而，若要证明因果关系，流行病研究中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可是，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从实际操作上来说，都不可能将怀孕的母亲作小白鼠般对待，分组进行营养配给管制的实验。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不幸的历史事件却成为难得的“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为研究者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机会。

饥荒：持续的影响

对于阿姆斯特丹的人民，1944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也格外严酷。

秋天，在解放荷兰南部后，盟军北上阿姆斯特丹的步伐受阻。荷兰流亡政府策划铁路工人大罢工，支持盟军，而纳粹德国则对荷兰西部食物运输进行了管制。十一月，限运刚有缓解，寒冬就毫不留情地袭来，冰冻运河水面，运输船只无法通过。此时，由于战争，荷兰的农业与运输业都一片凋敝。阿姆斯特丹城中，饥荒开始了。

十一月下旬，食物配给额跌到每人每天1000卡，到了来年二月，这一数字几乎折半，进一步降到580卡(根据西方现代标准，一名健康的普通女性在维持正常运动水平的情况下每日至少需要1800卡的能量)。饥荒在初春渐有缓和，到了五月，阿姆斯特丹终于解放，食物供给迅速恢复正常，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有上万人未能熬过寒冬，死于营养不良。正如巴克尔的研究所暗示的，那个悲惨的冬天在那些不幸（或有幸？）出生在饥荒中的上千婴儿的体内书写下了特殊的印记。

[这本书讨论的正是荷兰饥荒]

有关荷兰饥荒的第一篇研究文章发表在1976年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研究者发现，在三十万名参军入伍的荷兰男青年中，那些母亲在怀孕早期经历了饥荒的人更易得肥胖症，有趣的是，那些在胎儿后期或者在出生后才经历饥荒的人中，却没有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首次提醒人们：也许在怀孕期间，某些时期的胎儿对营养状况特别敏感。2000年，又一批研究者发现，在胎儿发育早期经历饥荒的荷兰人中，冠心病的普遍程度达到从未经历饥荒人群中的三倍之多。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家们对这一人群的研究从未停歇。他们发现，在胎儿期经历饥荒与许多成年后的慢性疾病都有联系，其中包括：血糖不耐受（与糖尿病有关的指标）、高血压、高血脂、甚至乳腺癌、精神分裂与认知衰退。所涉疾病之广，令人惊叹。

荷兰饥荒研究，恐怕是类似研究中最密集也最著名的一类。然而，某些学者以二战中列宁格勒所经历的饥荒为研究对象，就未能发现相似的结果。虽然这一研究在样本大小和设计中都有为人诟病的缺陷，似乎不足以对荷兰饥荒的研究结果提供有力的挑战。可是，若对特定人群的研究结果不能在其他人群中被重复验证，就很难在科学上站稳脚跟。

在荷兰饥荒结束的十五年后，一场现代史上的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一系列全国性的重大政策失误之后，加上局部地区受到自然灾害，从1959年开始，各地出现大面积农业减产。在全国各处，尤其是农村里，田园荒芜，饿殍满地，“万户萧疏鬼唱歌”。在其后的三年内，“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虽然仍是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总是数以千万计。

近十年中，随着出生于那段历史中的婴儿步入中老年时期，关于中国三年饥荒的研究也开始慢慢浮现出来，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提供了对荷兰饥荒研究的支持。曾有不同的研究小组，或使用全国性人口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的数据，或对某一个地区的医疗记录进行调查，都发现出生于、或在生命早期经历饥荒三年的人比那些生于饥荒之后的人更易肥胖。而且这一现象在女性中尤其明显，并且几乎仅限于受灾严重的地区。而另一项研究发现，在重灾区，出生于饥荒中的人群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可以达到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群的2-4倍。饥荒的作用不仅限于代谢相关的疾病，一项在安徽芜湖的研究显示，出生于那三年中的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可以达到出生于饥荒前、后的人的两倍以上。

这些数据固然触目惊心，可是科学家们却并不满足于找到相关性，他们更感兴趣的是：为什么？

预测与现实的鸿沟

让我们再次回到巴克尔，他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在英国，随着上个世纪人均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持续上升。可是令人难解的是，如果它真是一种“富贵病”，那为什么这种疾病却在英国的贫困人群中更为普遍呢？这富裕与贫困之间，有着怎样的微妙联系与共同作用呢？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北欧国家往往有着极好国家公共卫生系统，以及覆盖全民的出生、死亡、以及长达一生的健康疾病的记录，为流行病学家研究人群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巴克尔从医院中找来三千多名生于上世纪初的男子的出生档案，并在他们的小学文件中获得每年的身高体重数据，又根据他们的身份证号码在国家死亡记录中找到死于冠心病的那些人。在对这些海量数据的分析中，一些有趣的现象浮出水面。

巴克尔首先证实了自己过去的研究成果：出生重量轻的婴儿死于冠心病的可能性更高。然而，进一步将小学的身高体重数据加以考虑后，他发现，那些出生时轻而小的婴儿，如果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迅速成长，体重指数（BMI）很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同龄的孩子，而这些人成年后死于冠心病的风险尤其的高；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出生时重量较轻，却一直保持低体重的话，他的冠心病风险并不比那些出生重量正常的孩子高上太多。

相似的现象，在对饥荒研究中一再被证实。在饥荒与慢性病的关系中，胎儿期的经历只是拼图中的一片，要加上后天的环境与成长才可窥见全图：出生于荷兰饥荒且成年后患有肥胖症的人，与仅出生饥荒却保持苗条或未经饥荒却患肥胖症的人相比，糖尿病的风险都有提高。相似的，在出生于中国三年饥荒且成年后经济条件富足的中国农民中，高血糖的普遍程度竟达到仅生于饥荒、或者仅享受成年后富足生活的人群的4-2倍。

为何后天良好的环境反而会恶化胎儿期不良环境对人体健康的负作用？

针对这一困惑的研究发现，巴克尔在1995年提出“节约表型学说”（The thrifty phenotype）。他认为，如果一个生命体在胚胎早期因为各种原因发育不良，它就会以为自己一生都将面临这种恶劣的条件。为了适应环境，这个生命体往往会发育出一些节省或高效利用能量的性状，以期获得生存的优势。这本来是自然选择赋予我们的利器，然而如果恶劣的后天环境并未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测之间的失衡不但使得那些“高效”的性状毫无用武之地，反而成了危害我们健康的凶器，让我们变得肥胖臃肿、无法有效调节血糖、最终患上心血管疾病。巴克尔预言，当占有大半世界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得到发展、并开始采纳高油脂高热量的西方食谱与缺乏运动的生活方式后，已经生而具有“节约表型”的人群，将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

而且，胎儿环境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了营养和代谢。正如荷兰于中国饥荒的研究告诉我们，饥荒还有可能导致神经上的病变。许多神经与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实，生命早期的经历对人的行为与心理的影响都相当巨大。在这个领域，又有一项重要的研究基于罕见的人间惨剧：在对怀孕时经历了911的美国妇女以及她们的后代进行检查时，科学家们对那些在911之后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女性与911之后并未发展出任何心理疾病的女性相比，发现前者所生孩子的唾液中皮质激素水平明显高于后者，而皮质激素是一种对应心理压力的激素。这就暗示着也许通过某些机制，孕妇能把自己的“压力”传递给孩子。

从巴克尔的假说出发，这一结果似乎也有合理之处：如果怀孕的母亲感到环境中到处都是令自己感到不安的压力，她很可能也向胎儿传递了“这个世界很危险”的信号，而后代多分泌一些对应压力的激素，自然是对抗这个危险世界的最好方法之一。至于皮质激素的长期升高，在高压力高强度的现代社会里会带来多少健康问题，却是自然选择机制无暇顾及的问题了。

种种初看来似乎令人不安的研究结果，其实正透露亿万年来，物种如何适应自然、延续自身的一线天机，也为人类反思自己应如何适应现代生活，提供了关键的信息：了解先天与后天营养、生长之间的关系，明了胎儿时期的经历并非决定因素，有助于我们为自己的生命负责。毕竟，即便我们无法改变出生前已经经历的一切，我们仍然可以选择健康的饮食、控制体重的增加、进行适度锻炼，防御慢性疾病。我们的命运里关键的一环，依然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那些有着不幸经历的人们，在环境为他们的人生刻上印记的同时，也为我们不断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纵深关系，添上了无法抹杀的一笔。

[1]. 实际上，巴克尔的这项研究也调查了一岁时的婴儿重量，发现它与心血管疾病有相似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