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科学传播比作一根链条，那么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这两个群体就是这个链条上相邻又有重叠的部分——他们的关系本该如此亲密，甚至有些科普作家本身就是科学家，比如卡尔·萨根、道金斯、霍金。在一些国家，科普作家被称为“科学写作者”，他们大多具有自然科学的知识背景，同时又和科学家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和联系，每当有重大的科研进展和重要的科学事件发生时，他们能帮助科学家把声音传递给公众。

在中国，这个链条连接得够好吗？还能怎么更好吗？6月30日，果壳网科学人联合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学松鼠会，邀请了十余位科学家、科普创作者、科研机构和科学传播机构的代表进行了沙龙讨论。在这次沙龙中，嘉宾们直接面对面沟通彼此的需求，展示自己的长项，通过互相了解带来更多合作的机会，讨论如何从源头上解决科普创作的问题。

本次沙龙活动由科学松鼠会理事长、果壳网科学人主编吴欧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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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嘉宾：

程东红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会理事长，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

张双南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粒子天体物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崔丽娟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湿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

张建平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评估专家

王原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古动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赵开军

中国农业科学院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原农业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国际水稻研究所中国办事处主任

方沩

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作物种质资源中心副主任

尹传红

《科技日报》主任编辑，《科技文摘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

姬十三

科学松鼠会、果壳网创始人，分答/在行创始人

苏震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乐鱼游戏创始人，科技传播项目天使投资人，科学松鼠会成员

吴舟桥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肿瘤科医生，青光眼乐队成员，科学松鼠会成员

顾有容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科学顾问，科学松鼠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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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科普工作经验分享

崔丽娟：我们做了一些关于湿地的科普工作，赶上了国家重视生态建设、人们关心生态环境的好时机。人们的意识和知识增加之后，知道了湿地很重要，这也是我们的机遇。我认为科学家们写科普作品，自己的努力是一方面，更多还是受到大的气候影响。

尹传红：我认为湿地相关科普的成功在于，一方面崔丽娟所长作为科研人员，本身的科研工作做得好，另一方面这类科研项目很接地气，是会给生活和社会带来很大影响的工作，经得起大众问“做这样的研究有什么用”。事实上，崔所长和她带领的团队自己就践行了科技资源与科研成果的科普转化，科学家和科普作家这两种角色都有扮演、担当，都做得十分到位，所以才有非常好的效果，甚至影响到北京市的相关立法。

张双南：我过去做了一些黑洞方面的科普工作。其实黑洞不难科普，因为它有天然的优势：社会上各个学科的爱好者里面，天文爱好者是数量比较多的群体。但是高能物理和空间仪器方面的科普就有难度了，一方面我们自己很忙，没有时间写，另一方面语言的表达上也不够好。有一本马上要出版的书，写得是我们最近发射的慧眼卫星，是由一位新华社的记者对我们进行多次采访后执笔写的，我和同事们都觉得写得非常好，是我们团队里任何人都写不出来的。

王原：有些学科确实是比较容易做科普，比如张老师说的天文学和我们的古生物学。天文学可以解释宇宙从哪里来，古生物学可以解释人类从哪里来，这样的因素使这两个学科非常适合做科普，其他学科确实难一些。比如说《十万个为什么》的数学卷，我把数学卷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觉得有些难。我已经是一个博士，但是看数学卷的时候，还是觉得好多地方很难理解，这就是学科的问题。除了学科问题，科普工作的难易程度还和机构的传统有关系，我们的古生物所有这种传统，像杨钟健先生，吴新智院士都非常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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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愿意花钱请人“捉刀”写科普吗？

张双南：我曾经在国外工作，申请经费的时候上面会鼓励大家在申请书里将科普经费单列出来，这种情况下，请人来画科普漫画、写科普文章是非常正当的事情。尤其是百万、千万级别的大项目里，一定要有一部分是专门做科普的。因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在花了这么多钱做科学研究之后，需要给公众一些回报。中国从政府政策的层面来讲，非常鼓励科普，甚至讲了科普与科研同等重要，我们主要经费的支持单位，比如科技部、基金委，也都非常鼓励做科普。然而这些鼓励和政策还没有落到实处。我认为从经费和渠道上来讲，国家应该鼓励单列科普经费，科研团队里自己的人写科普文章可能有困难，那么就请专业的人来写科普文章，而请这些科普作家写文章的经济开销，不应该由科学家们自己承担，需要从机制上去设立专门的费用。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国家允许我每年将一部分科研经费用在做科普上，我肯定是愿意的，这比让我团队里的科研人员来写要划算——团队里的人要做科研，而科研成果出来又需要宣传，请专业的人来做，我是愿意的。

程东红：赞同张双南老师的想法，同时我认为也可以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科研团队里除了科学家还有“科学传播学家”，比如欧盟和美国的一些大实验室里，都有做科学传播的职位，他们是科研团队的有机构成。因为科学传播不是写论文，而是写面向社会的东西，需要有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如果研究项目任务里把面向社会的科学传播作为项目的内生性部分，那么自然团队里就会有做科学传播或者做科普的人，这些人应该有的报酬也就计入科研团队的成本了。

顾有容：有两件事情特别有感触。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山植物的传粉生态学，里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所以我就想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科普专项，把这些故事写下来或者做成视频。结果就在那一年（2014年），科普专项取消了，我就非常郁闷，觉得支持科研人员做科普的官方渠道又断了一条。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今年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布了《中国自然观察2016报告》。虽然是民间机构做的，但是评估的过程用的是科学方法和数据，也可以算作科研成果。我们希望这份报告产生比较好的社会影响力，就把传播工作整个外包给了果壳网。报告发布之后，我们机构内部的评价是收到了比过去好得多的传播效果，包括传播量、大众接受度，都比我们自己做好得多。

放在科研机构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自己不擅长做科学传播，就把传播的东西都分包出去给有专业资质的人来做。靠企业的捐赠来活着的NGO都明白这个道理，有经费支撑的科研机构更应该有这样的觉悟。

方沩：赞同。很多国际机构都有共同的PR部门，负责新闻、媒体沟通，现在国内比较少。其实研究所可以通过公关，请果壳网或者其他科学媒介，把科学相关的事情说透、说清楚，让老百姓了解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样，可以把两方面的误会消除。科研院所成立一个专门的科学传播或者PR部门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这要设岗、要招人，然而在研究所的体制下工资恐怕会很低，很难吸引到十分优秀的人才参与进来，所以请一些社会写手来帮助是很好的。同时现在有很多项目已经开始设立科普的经费了，比如有一个国家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是科技部和财政部的一个项目，里面专门有科普宣传任务。我们做得更多的是开放日参观活动和实物展示宣传，像文字性的工作其实做得还不是很好。我们也希望去做，但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公众开放日有人数统计、观众反馈，这些都可以作为考核依据；而文字性的科普作品，比如写书，怎么说明它能够有作用？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王原：我个人认为，我们还是需要请人去做科普的。以画画来说，在古生物学中画化石的复原图非常重要。一块化石拿出来，普通公众没有任何概念，甚至把线条图画出来都没有感觉。公众很关注这个生物长什么样，然而我们非常缺乏画复原图方面的人才，因为确实没有这部分钱给画家来画复原图。现在合作的画家们，比如赵闯，都是免费画的。除了绘画以外，还有其他方面，比如剧作，跟上海合作3D电影、4D电影，我写出来的文字确实达不到剧作家的水平——你觉得你好像把东西理解得很透彻了、把中国最古老的青蛙命名了，但是怎么把它变成剧本、写出来生动形象？我们希望能跟剧作家们合作，我们也愿意支付一定的费用，可是费用相关的标准我们还不太了解。

张建平：就地质公园方面来说，科普工作都是各个公园自己来做。国家层面支持地质公园的只有一个基金，叫地质遗迹保护经费。这个经费是对区域里重要或容易受到破坏的部分进行保护，但不是用来科普的。我们对地质公园的要求是规划里面要有科普这一项，比如每年门票收入的2%作为科普经费。比如黄山一年门票收入是多少亿，那么科普就有上千万的项目经费，然而现在好多钱是没有用出去的。我刚从延庆回来，延庆发现了恐龙足迹之后，和之前的硅化木放在一起，成为了一个生态系统，其科普价值、科研价值都大大提升，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远古森林，又出了两本讲恐龙的书籍。这种需求是每个公园都需要的，但要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我在希腊经历过一次6.3级的地震，地震破坏得最厉害的一个小学里面，100多名学生中没有一个受伤、也没有一个死亡。原因是一个月前他们参加了一个地质公园的地震模拟实验室，学习地震发生时该如何自救。所以希腊政府对于地质公园能够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认知度很高。如果能有很好的科普作家写出一些好的科普作品，那么对公众来了解科学、自然，其实作用很大。

赵开军：我们是做转基因专项的，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转基因到底是啥东西？社会上有很多反转基因的人，也有很多支持的人，但大家都搞不清楚。有很多自己就是做转基因项目的科学家来写科普，觉得讲得很好了，可为什么大众还是不懂呢？于是我在想科学家是不是写得不好？是不是应该找科普作家来写？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己来写科普文章，“反转”的人就说你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因为你们研究那个东西，为了挣钱就说它好。如果由科普作家这样的第三方来写，是不是更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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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作家对科学家有什么需求？

吴舟桥：对科学家只有一个要求：如果我们把很多公式、符号给稀释了，科学家千万不要介意，科普写作者一定会想办法保证作品的严谨性。有时候我跟写作经验比较少的同事接触，会发现他们不舍得把一些专业词汇舍弃掉，这是我作为一个写作者、作为一个医生两方面的体会。

苏震：我曾经看到过美国一位漫画家画的一系列学科的漫画，他的每本书都是跟一个科学家合作的。之前我也画过一年的科普漫画专栏，每次要为这个工作付出两整天的时间，因为既要严谨，还要把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性，在画漫画的时候跟真正的科学家合作，就像美国的那位漫画家。另外，我不是科研工作者，从工业界的角度节要讲投入和产出的问题。除了刚才各位科学家老师谈到的政府这个方面之外，我们所有的科普作品能不能在市场上取得回报，我觉得也是可以探索的。为什么我们写不出来好莱坞那样的剧本？因为他们太贵了。如果我们能在市场上也取得好莱坞那样的回报，我相信我们可以请得到这样的人来合作。作家写一个虚构作品，要比写一个带有科普的作品简单一些，毕竟科学的严谨性在这里还是很重要的。我也在考虑能不能做出带有科学元素的作品，既在市场上取得回报，同时又能达到传播科学的目的，就像《生活大爆炸》那样的作品，它不一定讲了多少科学知识，但是至少展现了这些科学家们的生活，同样也是科普。

崔丽娟：我曾经想培养一个科普作家——我的侄女。她是学新闻的，文字特别棒，她上大学期间我就想让她帮我写一些东西，做些校对、编辑的工作。我希望她能喜欢上这个过程，所以对她说我可以给你一些报酬，你给我一个故事，能把人吸引到“湿地”里去——知识我来写，你来负责情节。我带着贿赂、引诱，还有长辈的压力，可是最后还是没有成功。可能这个行业的吸引力不够，包括表达方式。现在各种媒体方式都有，可能要更多地考虑各种表达方式，来把我们研究的东西科普出去。尤其是新一代的人请来之后，他们肯定对这些文字没那么感兴趣，比如我的侄女，她虽然文字能力很强，但明确表示对做视频特别感兴趣。

尹传红：我觉得崔所长没能将侄女“拉向”科普，根本原因还是动力需求不足，强求不来的。像张双南老师曾在国外留学，从事的是前沿科学研究，还愿意做些科普工作，我猜想他年轻时肯定读过一些优秀的科普读物，受到过触动和影响，多少有一点科普情结，或者说做科普的动力。好些热心科普工作的科学家都有这样一种情怀。

姬十三：我2007年博士毕业后有半年时间在专职写作。全职状态跟兼职在心态上会不一样，因为我要跟父母交代。父母看到自己孩子刚博士毕业，从事这个工作，会想他做这个事情能不能养活自己。所以当时写稿子特别计较稿费，完全是按字数来算的，我写到最后总想多写一段，多写100个字，按当时的稿费算也能吃碗面条。后来创立公司，压力在于要让全公司活下来。我最希望看到的社会变化就是这个行业里能出现职业的科普者。从一个金字塔来讲，整体科普创作的状态就是这样，社会上养活不了这么多专职科普从业者，但是一个行业里最顶尖的人才应该是职业的。我希望这个行当将来能吸引一些年轻人，当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当他们大学毕业的时候，会觉得科普写作或者科普创作是可以终身从事的，会觉得在这个行当里干十年、二十年，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都是可以提升的，甚至可以有一些榜样，让他们可以看到十年之后除了能力的提升，也可以让自己生活无忧。这是我做这个行业最希望看到的变化。

​就写作来讲，果壳网给的稿费和员工的收入，放在科普行业里可能还算可以。可是我们其实是要跟全行业去抢人才，仅仅跟科普行业抢人才没有意义。我们的运营会被其他的互联网公司挖走，如果你没有办法跟他们竞争人才，就意味着你行业的人才永远是不顶尖的。民间的NGO特别难以让顶尖人才留住，商业机构可能还可以支付在互联网行业、创业公司里中等水平的工资，但在NGO里都做不到，这是最大的难点。

我自己2007年跟科学家合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一个出版社找了我们6个人，各自跟一个院士合作，结伴做科普。我从上海到了北京，但最后没有坚持创作下去。我发现付出和动力不够匹配，让科学家创作一本书其实压力非常大，要保证准确性，沟通成本非常大，但是所谓的经济收益就是一本出版物。所以如果所有的科普创作跟科学家合作，连包装形式都要受制于版税，这个科普又是小众出版，这个收益和付出肯定是不匹配的，只能是一个情怀。

如果科普只能跟狭义上的写作挂钩，这个事情的商业模式或者它的生态是很难赚钱的。今天我们提科普作家，也是在做一些新的商业模式的探索。科普作家在未来有没有可能是一个科普服务者？各个机构里的科普需求，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科普写作需求，它要的是效果，包括传播效果。里面夹杂的是教育业、公关行业，包括媒体行业，是一个多行业的价值体现，如果仅仅以出版物的价值来衡量科普从业者的产出，商业模式是没法转起来的。如果一个湿地的科普最后关系到的是很大的项目，这里做科普，不简简单单是传播给几个人，其受众的价值不一样，不会说多出500本书，多写50个字这样来计算。如果我们在转基因概念刚推广的前一两年，就能够有意识地做转基因的科普，今天也许它影响是巨大的，这个投入就不应该简单地以出版物来衡量。如果我们把科普作家作为科普知识服务者，或者类似的概念，不仅仅是从传播和出版物的角度来衡量，而是能够从更广的角度衡量，这个意义肯定会更大。

顾有容：培养一个科学家做科普写作，比培养一个写作者做科普写作容易得多，因为科学家有内在动力，也能把问题弄清楚。让一个文字很好的人来学习科普写作的话，要把整套科学素养都培养起来，这是很难的。关于专职科普作家这件事，我的朋友刘夙算是一个另类了，他的写作能力非常强，文字阐述能力特别强，他的工作职责就是写书。我曾问他用工作时间干这个事合适吗？他的反馈很好——他所在的辰山植物园把这些人养起来了。

王原：能不能从科学家到科普作家，很重要的一点是能不能通过科普写作获得愉悦感。我自己写一篇古蛙的研究论文，全世界可能只有30个人看得懂，如果写古蛙的科普文章，就有更多的人懂得，我就有很强的愉悦感。另外一点就是能养活自己，要不然年轻人没有动力写这样的科普文章。很多古生物方面的老师通过其他的形式，比如说做科普讲座，或者作为科学顾问到野外做科普夏令营，增加了一定的收入，同时还增加了科学传播的愉悦感，他们自然就想少写两篇论文来写科学传播的文章。

赵开军：现在科学家为什么写科普的比较少的原因是无法提升考核指标。写的科普文章不算业绩，指标中要看的是你写了多少论文，所以科学家本身在这方面就很少愿意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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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怎么配合吗？

程东红：我觉得科普作协要从狭义的科普作家组织，变成科普资源创作者的组织。书的写作者、视频的编创、剧本的编创，凡是在科普资源创意性工作上的专业人士，都应该算作广义的科普作家。科普作协应该是个大作协的概念，大作家的概念，广义作家的概念。现在搞科普信息化，我觉得应该会有人买你们的服务。

张双南：各个研究所也一样，研究所搞宣传的人的水平很重要。如果有这种服务可以购买，高能所帮着做一些策划，比如对撞机方案提出来大家怎么能不反对，就是类似的事情。作为一种咨询服务，一种科普宣传或者是PR，有专业机构做得非常好是特别好的。这个钱在里面份额是很小的，但是你光设几个编制不解决问题，而且花得钱还更多。

崔丽娟：给理事长们和秘书长们汇报，可以把科普作家扩大，不一定是写手，包括传媒大学也可以纳入进来。

吴舟桥：做媒体、做视频的如果不纳入到作家协会的话，将来可能就成为自媒体了。现在YouTube就在推科学自媒体，作为科普作家协会或者其他任何协会，能第一拨把这些人笼络进来是最好的。

姬十三：互联网这两年最大的变化和特征在于，过去我们都是关注机构、媒体，现在人的价值越来越大，所以才会出现网红的价值。科普领域我们也关注一些网红，但是网红量不够大。科普作协能培养网红，果壳网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有一些方法论培养和养大一些网红，在座的都变成科普网红。

崔丽娟：还有一件事情比培养网红更重要，就是能不能创造一种模式，我们培养出来一个范例，比如说果壳网，比如说出了一批好的东西。我们院有23个研究所，好多都在做科普，但是那个科普书我拿来读都很费劲。我们合作的模式如果很好，大家都看到了，产品很好，包括经费模式我们也可以都找到。可以一起做一些什么，打造这个比打造一个网红，对我们这群人来说意义更大。

​嘉宾大合影。从左至右，第一排：小米，李红林，严俊，崔丽娟，程东红，吴欧，婉珺；第二排：王大鹏，苏震，姬十三，方沩，张建平，王原，尹传红，张双南，吴舟桥，赵开军，李霄。

科学松鼠会，是一家以推动科学传播行业发展为己任的非营利组织，成立于2008年4月。我们希望像松鼠一样，帮助公众剥开科学的坚果，分享科学的美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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